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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载沣在听了老庆的话后，沉默良久，嘿然不答。

老庆在一边着急了，说：“要不用袁世凯的话，就怕大清要完了。”

听到“完了”二字，载沣不免一个激灵。在万般无奈之下，他也只得厚着脸皮派人去请袁世凯。

三天后，奕劻的亲笔信便送到了洹上村，开出的价码请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对于出山的问题，袁世凯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何时出山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袁世凯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先不动声色，试探下清廷的底线再说。

于是，袁世凯摆足了架子，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并以最近“交秋骤寒，又发痰喘作烧旧症，益以头眩心悸，思虑恍惚”为由，拒绝了清廷的开价。

袁世凯的借口可谓是冠冕堂皇：当年你载沣不就是以“足疾”为名将我赶出京城的吗？好，现在就给你来个“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先出了胸中这口恶气再说。

说句实话，湖广总督这条小鱼对袁世凯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要知道，袁世凯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了，这小小的湖广总督又算得了什么？如果按袁世凯的要价，至少也应该是数年前他应得的内阁总理大臣位置。

皇帝不急太监急，现在情况不同了，袁世凯有的是资本和时间慢慢等下去。但清廷这边就不行了，摄政王载沣环顾左右，军咨大臣载涛，海军大臣载洵，自己的两个弟弟都是少年亲贵，哪有能力收拾当前的局面。至于受命前去平叛的陆军大臣荫昌，他虽然曾经留学德国，好歹算是懂得一点军事，但他却从来没有指挥过军队，更别说打过仗了。

据说荫昌领旨率军前往湖北时，身穿长袍马褂，脚上却蹬着军用长靴，简直就是个“三不像”。这时，旁边有人向他恭贺大任，荫昌眉头一皱：“嗐，我手下一个兵都没有，朝廷让我去湖北督师作战，您说我这倒是用拳打啊，还是用脚踢呀？”

荫昌还算有先见之明，北洋军大都是袁世凯的旧部：统领冯国璋就不用说了，下辖第六镇的统制李纯、第二镇的第三协协统王占元、第四镇第八协协统陈光远，一个个都不肯用命，荫昌这光杆司令哪里指挥得动。

在军情急如星火的情况下，载沣也只好派出袁世凯的老友、内阁协理大臣徐世昌亲自去洹上村，看看袁世凯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既然是熟人，袁世凯也没太多废话，当下提出了六点要求：1。　明年即开国会；2。　组织责任内阁；3。　宽容参与此事件诸人；4。　解除党禁；5。　须委袁世凯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　须与袁世凯以十分充足的军费。袁世凯还特别强调，这六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决不出山。

徐世昌回到北京把消息一公布，朝中的那些亲贵们一个个跳脚大骂，骂袁世凯漫天要价，骂袁世凯趁火打劫，无耻之尤。但是，这班人在朝廷大骂，袁世凯既听不见也无所谓，反正他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爱办不办，他可不在乎。

当北洋大将冯国璋路过彰德请求面授机宜时，袁世凯要他暂作壁上观，“慢慢走，等等看”。清廷眼看着武昌火种不熄、各地群起响应，局势进一步恶化的时候，清廷只得按照袁世凯的奏请将荫昌召回，改派冯国璋为前线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随后，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并授予前线的一切军事指挥大权。

兵权到手后，袁世凯才勉勉强强的从河南彰德出发，前往湖北督师。

《民国往事》：连载八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五、保路运动

五、保路运动

要说起这武昌起义，还得从四川的保路运动说起。“要想富，先修路”，国人在甲午战争之后民智渐开，渐渐明白这火车原来也有很多好处，而清廷则意识到铁路在国防上的重要意义。随后，国内便掀起了建设铁路的高潮。清廷最开始的铁路政策是“合股官办”，但由于当时民间资本和官方资金一时难以募集，因而最初修建的数条铁路主要都是外国投资，由此也引发了铁路的管理权、用*、稽核权和购料权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担心路权丧失，清廷后来便也倾向于鼓励民间集资、由国人独立建造铁路的方式。1904年，随着经济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了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收回矿权和路权也变成了国民的自觉运动。

由此，各地商办的铁路公司也陆续成立，如广东潮汕铁路公司、湖南全省支路总公司、川汉铁路有限公司等。但国人自建铁路也有弊端，因为铁路建设的周期较长，投资浩大，商办铁路往往修筑多年仍未见成效，有的甚至出现“后路未修、前路已坏”的情况。在这些问题中，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困难，譬如当时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只筹集所需资金的一半；湖南段筹集了五百万两，不到预算的五分之一；再如川汉铁路，四川虽然筹集一千六百万两，但也只相当于西段（成都至宜昌）投资的六分之一。

另外，这几个省为了集股修路，又设立米捐、房捐，甚至抽收租股（按亩收租股）、盐股、茶股、土药（鸦片）股，小户、贫农也在所难免，这给当地老百姓增加了不小的负担。更让人心寒的是，铁路公司职员的侵蚀挪用，更是常事。其中最为讽刺的，四川在1903年成立了铁路公司，尚未修一寸铁路，几年下来却已支出一千多万两，账目堆积如山，无法算清。如此商办，粤汉、川汉铁路通车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四川在建国前都未曾通火车）。

与此相对应的，借助外资修建的铁路则大都资金充足，建设速度也快，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这和那些办理多年却毫无起色的商办铁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这种经济民族主义的纠葛下，清廷的决策就陷入了两难境界：继续商办政策，则于铁路修建的迫切要求和国家的长远发展不利；但要实行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政策，虽然能够以较快的速度完成铁路建设，但却必然遭到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触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道理很简单，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铁路干线国有化说白了就是由国家来垄断投资建设，但清廷也没有钱，其措施必然是举借外债，路权流失。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新官上任伊始，便在“皇族内阁”成立后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在一个不恰当的时间推出了一个过于激进的政策。按照这个国务院第一号令，宣统三年（1911年）前所有集股商办的干线，必须由国家收回投资建设。

从道理上来说，铁路乃国民经济之命脉，民间修建和管理确有不妥之处。盛宣怀是搞经济的能手，又曾经营铁路建设多年，他的想法不能说不对，但做法未免着急了点。本来“皇族内阁”就令国内士绅人心汹汹，有气没地撒，而盛部长在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不到半个月，便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巨额借款修路合同，对民意完全无视。

消息传出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的士绅民众纷纷要求朝廷收回上谕，并声称“如有外人强事修筑，则立即集全力抵抗，酿成巨祸亦在所不顾”，这和如今招引外资投资内地的热情度对比，国人观念在百年间已如两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