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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入了日本人之手，也该落到驻华北的日军手中才对，怎么会插翅跑到了长春伪满自然博物馆远藤的手中？

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7）

当中田光男查看日本考古学家松崎撰写的《北京原人》一书时，却发现了一条新的线索，即松崎在书中提到了一个叫挪野的日本关东军中将。该书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一周左右，挪野中将曾带领一个日本大尉和其他几名军官前往协和医学院地下室，取走了“北京人”头盖骨。这块头盖骨先是保存在关东军司令部，后来就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和什么人的手中去了。该书还说，挪野中将到协和医学院取头盖骨时，中国的科学家裴文中也在现场。而随同挪野去取“北京人”头盖骨的那个大尉，后来受到了关东军的处分，原因不明。

松崎在他书中的这段记载，此前没有任何人涉足，也许算得上一则“独家新闻”。但，松崎说挪野中将拿走“北京人”时裴文中也在场，显然缺乏根据。倒是中田光男从一名研究日本关东军问题的学者那里得知，挪野中将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个古生物化石的爱好者。因此，如果松崎对挪野与裴文中的记载是个错误，则不必考虑这条线索。若记载属实，那么挪野中将与远藤之间就有可能构成一种链条关系。尽管松崎在书中没有提到挪野与远藤是否相识，但就一般推论，作为古生物爱好者的挪野中将和作为著名古人类学家的远藤相识或是好友，当是可能的。假定挪野中将此前与远藤交往密切，当关东军危机四伏之际，他将“北京人”转交给了远藤保管，也是可能的。

问题是，远藤1948年回到日本后至离开这个世界前，对手中的“北京人”会作怎样的“处理”呢？

就当时日本的情况分析，盟军早已占领并控制了日本的一切。日本在战争期间从别的国家抢夺回去的各种物品，都已受到了盟军的追查并被清退。据一位东京大学的教授后来透露，与“北京人”失踪事件有关的长谷部言人、高井冬二并未远离东京，他俩当时被美国人关了起来，连与二人有关联的铃木尚等著名教授，不仅被盟军清查了办公室，甚至连家也给抄了。这些情况想必远藤是不会不知道的。

那么，当他得知这些险情后，必然要为自己好不容易才从中国带回的“北京人”的命运担心。在焦急、忧虑中，很可能出现两种“处理”方法：一是将其毁掉，来一个查无对证，使自己完全摆脱险境；二是找一个秘密地点隐藏起来，等将来时局有所变化再作打算。

很显然，远藤作为一个著名的古人类学家，无疑会选择后者。

假如这一推理成立，那么，远藤会将“北京人”秘藏在什么地方呢？

当年长春之夜给中田光男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远藤亲吻“北京人”头骨这一奇特的细节。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细节的苦思冥想和反复推敲，中田光男终于做出了如下推论——

按正常的思维方式和当时的处境，远藤若将“北京人”藏于家中或者埼峪大学某处，是不合适也是不可能的。最大的可能是远藤将“北京人”头骨埋藏在了他那12岁即夭折的独子的墓穴之中。因为远藤最疼爱的独子夭折于12岁那年，“北京人”也恰恰是面世12年后丢失。远藤当年在长春之夜又有亲吻“北京猿人”头骨的亲昵举动，可以看作这个亲生儿子和“北京人”在远藤的心里已是难解难分。或者说，远藤已把“北京人”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看待了。

根据这一大胆推测，中田认为首先急需要做的工作，就是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惟其如此，方能将真相大白于天下。于是，他多次直接或间接地找到东北大学的阿部教授以及与远藤有血缘关系的一些亲属，向他们讲明自己的意图，希望在日本有关部门的监督下，秘密掘开远藤之子的墓穴，以对历史作一个公正的了断。

然而，他的这一要求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无奈之下，中田光男又找到了日本众议院议员平沼赳夫，希望通过日本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去劝服阿部教授及远藤的其他亲族，支持他那个刨坟掘墓的计划。

作为好友的平沼赳夫对中田的想法表示理解和支持，但对刨坟掘墓一事深感为难。因为在日本要掘一座坟墓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它既牵涉法律问题，同时还必须考虑到社会影响以及死者亲属的感情等问题，一旦真要实施起来，是相当棘手的。所以，平沼赳夫向中田光男授意，让他找机会到中国去一次，将自己所掌握的线索奉献于中国科学界。如果中国科学界认为有价值，可促请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日本政府说明情况，提出掘墓的请求。到那时，日本再以政府的名义和阿部等人商谈，这样，此事或许有望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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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世纪末寻找（8）

中田光男听从了这位好友议员平沼赳夫的劝说，作着与中国方面接触的准备。经过一系列筹划与努力，终于同中华日本学会取得了联系。于是，1999年9月17日，中田光男从东京踏上了飞往中国北京的航班。

难以破解的墓穴之谜

来到中国后，中田下榻于北京凯莱大酒店。前来迎接他的，是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中科院研究员周季华教授。当晚，中田光男便将自己隐藏了53年的有关“北京人”秘密线索和现在的寻找计划与周季华作了详细的交谈，恳切地希望周能与中国有关部门取得联系，促成此事。

多年来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事业的周季华听罢对方的一番言谈，心中异常激动。他知道，尽管“北京人”是全人类的财富，但它首先属于中国，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有机会协助有关方面找回“北京人”，自然是件很荣幸的事情。于是，他很快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业务副所长叶捷取得了联系。

叶捷听后极为重视。翌日晚，便同本所的古人类学家董兴仁一起前往凯莱大酒店，与中田光男进行了会谈。中田除了将自己隐藏了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线索和盘托出外，还希望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与日本政府交涉，从而促成将远藤儿子的墓穴掘开的计划。而后，叶捷和董兴仁就“北京人”的一些具体问题又作了进一步交谈。当叶捷问及对方当年看到的“北京人”是什么形状时，中田从行李包中取出了日本考古学家松崎所著的《北京原人》一书，指着印制在此书封面上的一张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图片说，他当年从远藤手中看到的“北京人”化石，与这张图片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