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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珍贵的“北京人”化石在美国发现

最近，一位共产党员去美国旅行时，在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发现有古人类头骨化石正在展出。这位共产党人经过向该馆的一位人类学家了解，惊奇地得知展出的头盖骨化石，正是中国1941年丢失的“北京人”头盖骨。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7）

“北京人”头盖骨是1929年由中国科学家裴文中在北京南部的周口店发现的，经科学家研究鉴定，距今已有五十多万年的历史，是亚洲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在科学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北京人”发现后一直保存在协和医学院的地下室内。1941年12月，日美两个帝国主义之间矛盾加剧，狗咬狗的战争即将爆发。为占有珍贵的“北京人”化石，暗藏在北京协和医学院中的美帝国主义分子，偷偷将化石运出北京，然后潜逃到美国，在自然历史博物馆隐藏起来，企图躲避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查询。

然而，中国和世界人民的眼光是雪亮的，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好猎手，“北京人”在失踪近十年后，终于被正义的人民群众发现。

“北京人”是中国的国宝，被美国长期霸占迭十年之久，充分显示了美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对于这样的侵略行为，中国人民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我们一定要让“北京人”化石物归原主。

报道所说的“共产党员”是指一个叫华特生的英国古生物学家，此人曾致信中国科学院高层，谓在纽约亲眼看到了“北京人”。潜逃的“美帝国主义分子”暗指魏敦瑞，而提到主持化石展出者，则是另一位古人类学家哈里·夏皮罗（Harry　）。

夏皮罗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美国古人类学会副主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曾在北平协和医学院任过三年的解剖学教授，并跟随魏敦瑞研究过一段时间“北京人”头盖骨及周口店出土的其他化石。随着日美关系紧张，夏皮罗先于魏敦瑞两个月回到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两人在回到美国后的岁月里，彼此肝胆相照，风雨同舟，共同坚持研究从北平运回的“北京人”化石模型。魏敦瑞于1948年7月去世，据说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北京人”，并嘱托夏皮罗继续关注这一人类宝藏的下落。因此，无论从考古事业还是私人感情上，继魏敦瑞之后与“北京人”有“亲缘”关系的夏皮罗，对寻找这一珍宝自然有着莫大的热情。更何况，能够寻找到“北京人”，也是一种莫的荣耀。

于是，当红色中国宣告成立时，夏皮罗即动手整理和研究收集到的有关“北京人”下落的各种资料，准备亲赴中国和日本等地加以搜寻。

然而，正当他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同意他这一计划时，韩战爆发，朝鲜半岛与鸭绿江畔的隆隆炮火，挡住了夏皮罗走出国门的脚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夏皮罗看到了这篇不点名的指责报道，于极度的震惊中叫苦不迭。作为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和全美古人类学会副主席，他感到很冤枉，觉得有责任、有必要站出来为其“辟谣”，为他所服务的博物馆正名。

于是，1951年3月27日，《纽约时报》发表了夏皮罗的反驳文章。其主要内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什么所谓的“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中共造谣惑众，不置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它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它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

随后，美国的一些媒体也纷纷站出来为美国和罗皮罗本人辩解。

一时间，围绕着“北京人”在不在美国的问题，中美双方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各持一端，由此掀起了一场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使得中外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学者和记者都卷入了这场史学界空前热闹的“世界大战”之中。

从1950年到1959年，中美双方断断续续地进行了近十年的指控与反指控的舆论大战，尽管论战对探寻“北京人”的下落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对中美科学家之间的感情却形成了不小的伤害。而最后，“北京人”到底在不在纽约，不在纽约又在哪里？依然没有人能够做出附合逻辑，又令众人信服的定论。

第八章　　国人的无奈与哀伤（8）

正因为这场“中美大战”，又勾起了许多原驻华美海军陆战队官兵的回忆，一位叫威廉·弗利的美国医生，声称他曾在华担任过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弗利受上司的指令，专门负责“北京人”化石的转移事宜，但化石尚未运出中国国门，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与其他队员一起被俘。他被押送到日本战俘营前，避开日本人的监视，巧妙地将装有“北京人”化石的几个军用提箱分别寄存于瑞士人在中国开办的百利洋行天津分行，以及法国人设在天津的巴斯德研究所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家中。弗利相信“北京人”仍在天津，并设法取得赴中国的机会进行寻找。

遗憾的是，此时的中美关系仍处于极端对抗的冰冻阶段，稍后中国“文革”爆发，弗利的心愿迟迟未能实现。

但正是这个意外插曲，又为寻找“北京人”的故事增添了颇为玄妙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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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剪来断，理还乱（1）

天津市公安局立案侦查

历史的脚步于匆忙中跨进了20世纪70年代的门坎，随着中美关系日渐缓和，威廉·弗利欲赴中国寻找“北京人”的计划出现了一丝曙光，他开始为此奔波起来。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奔波忙碌，竟引起了大洋彼岸一个的关注，这个人就是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解学恭。

1971年初的一个傍晚，解学恭刚吃过晚饭，便悠闲地拿起了一份由新华总社下发的当时只有高官要人才有资格享受的《内部参考》浏览起来。刚看了一会儿，一则转载于美国《纽约时报》的消息吸引了他的眼珠。消息说：

二战前驻中国的原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医威廉·弗利（William　Foley）博士，已向中国方面提出申请，准备亲赴中国的北京、天津等地，寻找二战期间失踪的“北京人”化石。弗利向记者回忆了当年他在平、津两地的那段生活后，又特别提到了百利洋行天津分行，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和两个居住在天津的中国友人。弗利本人向记者表示，无论此次去中国的计划是否实现，不管失踪已久的人类文化巨宝“北京人”化石是否还能找到，他都将自己参与寻找“北京人”的有关事实和线索，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公布于天下云云。

解学恭看完报道，不觉为之心动：弗利提到的当年隐藏“北京人”的三个地点，全在他管辖的天津市区内。富有敏锐政治头脑的解氏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件大事情，也是一个极富有刺激性的事体，若让公安局出面查一查，比整天没完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