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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部分（第2页）

很可能这里所涉及的病人与其他病人不同，外行也并非真正是外行，医生也不一定具备人们有权指望医生具备的素质和依据这些素质工作的权利。

假如这一点能得到证实，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要求废除这样的法律，除非改变我们所面临的这一实际情况。

一

上述情况能否得到证实将取决于那些没有义务非得熟悉分析治疗的独特之处的人。向这些公正不倚的人提供有关这一课题的信息是我们的任务；我们暂且不必假设这些人仍对此一无所知。

遗憾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来充当这样一种治疗

①这种情况实际上只在美国的某些地区存在。英国也是这样的国家之一。

的观众，因为“分析现场”是不允许有第三者在场的。再说，每一次治疗不一定具有同等的价值。

一般说来，一位偶然碰上一次分析治疗的外行观众是不会产生有用的印象的，他会面临无法理解分析者与患者之间究竟在干些什么的危险，或者他也可能会感到无聊。

因此，他无论如何只能满足于我们提供的信息。当然，我们将尽可能使这些信息真实可信。

一位患者可能会因为无法控制情绪的波动而患病。也可能会因为一种沮丧感，即感到自己无能，什么事都做不好而患病，或者又可能会由于同陌生人在一起时总是神经紧张而患病。

他会感觉到自己难以从事专职工作，或者难以作出任何比较重要的决定，尽管他自己也搞不清原因何在。

他会忽然有一天莫名其妙地感到痛苦不堪，或者焦虑重重，从此就不能单独上街，或不能坐火车出门，以致他可能会完全放弃这两件事。

（）

另一个十分显著的现象是，他的思绪可能会不听他的意志的支配，自行其事。

他会去思索一些他并不感兴趣但又无法摆脱的问题。

他也会被迫去做一些非常可笑的事，例如数房子里的玻璃窗，等等。

有时他刚做完一件很简单的事。

如寄信或关煤气等。过不多久就会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这样做了。这当然只是使他感到恼怒和讨厌罢了。但要是他忽然发现自己无法摆脱这样一些念头，如把一个孩子推到了汽车轮子底下，或把一个陌生人从桥上推进了河里，或者他不得不怀疑自己也许就是警察正在搜捕的当天发现的一桩凶杀案有牵连的凶手，那么他就会陷入不堪忍受的境地。

其实他自己也知道，这些念头都是显然的胡思乱想，他从不曾加害于任何人，但是假如他真的是警察正在搜捕的凶手，他的感受——他的负罪感——也不会更强烈了。

我们的患者——这回让我们专指女患者吧——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在另一个领域忍受疾病的折磨。她是一位钢琴家，但她的手指却像被钳子夹住了似的，不听她的使唤。

或者，当她一想到要去参加一个社交聚会时，立刻就会感到非上厕所不可，而满足这个生理需要又似乎违背社交场合的礼节。

因此，她就从此不再去参加这类聚会，也不再去跳舞、看戏、听音乐会，等等。她会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忽然感到头疼难忍，或者产生其他痛苦的感觉。她甚至还会咽不下所吃的东西——长此以往自然是危险的。更可悲的是，她会忍受不了任何动荡，而生活中毕竟是免不了会有这样那样的动荡的。在这样的场合，她就会陷入昏厥状态，并常常伴随着使人想到严重病态的肌肉痉挛。

还有一些患者患的是属于一个特殊领域的病症，亦即情感生活同肉体要求发生了冲突。

如果是男患者，他们就会发现自己无法用肉体的方式来向自己所钟爱的异性表达最温存的情感，但是对于不那么热爱的异性他们却可以随心所欲地做出任何反应。或者他们的性欲情感会使他们依恋于他们瞧不起并且唯恐避之不及的异性；同样的这些情感也可能向他们提出一些要求，而满足这些要求使他们自己也感到讨厌。

假如是女患者，她们就会因焦虑、厌恶或其他莫名其妙的障碍而感到无法满足性生活的需要；或者，如果他们一味沉溺于爱情，他们便会发现是造物主为奖励他们的这种顺从行为而提供的快乐被骗走了。

所有这些人都认识到自己病了，所以去找医生。

人们总是指望医生能够祛除这样的神经性疾病。医生也把这些人的自诉进行分类，每个医生都依照自己的观点作出诊断，将它们标上各种不同的名目，神经衰弱，精神衰弱，恐惧症，强迫性神经症，癔病等等。

他们检查了产生出症状的器官——心脏、胃、肠道、生殖器等——结果发现它们毫无毛病。

他们便建议患者改变他们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去度假，加强锻炼，增加营养。

有时这些办法可以使病状暂时减轻，有时可能什么结果也没有。最后，这些患者终于听说有这些人是专门治疗这类病症的，于是开始同他们一起投入了分析。

在这场关于神经症症状的专题讨论中，我想象今天在场的这位“公正的人”一直在表现出不耐烦的神情。不过谈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已变得专心起来，并开始表现出兴趣。他说：“看来，现在我们该了解一下分析者是如何对待医生始终爱莫能助的病人了。”

他们之间除了互相谈话以外什么也没有发生。分析者并不使用任何医疗器械——甚至不用器械检查患者——他也不开任何处方。

如果可能的话，他甚至允许患者在治疗期间仍旧不脱离他的生活环境，仍旧保持他往常的生活方式。

当然这并非是必要的条件，而且有时这样做也并不实际。

分析者与患者达成协议，每次规定一小时治疗时间，让患者谈话，自己认真听着。然后自己对患者谈，让患者听着。

现在这位“公正的人”的脸上已经明确无误地流露出宽慰和安然的神色，但这神色中不免仍含有明显的轻蔑。

他仿佛是在思忖：“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