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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段落之间的衔接上看，第一节的末句“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与第五节的首句“这女人编着席”联结十分自然、紧密，而第二、三、四节突兀地插入“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的大段旁白，就既显得生硬勉强，人为割断了前后段的有机联系，又损害了水生嫂月下编席等夫的柔美、安谧的氛围。如果删去了这三节，作品就显得浑然天成了。

再次，从作者写作的初衷看，他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而小说在总体风格上也确实给人一种纯客观叙述的真实感。但在第二、三、四节中，作者站出来向读者作直抒胸臆的旁白，则显然有违小说的这种“按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写实风格，成为整篇作品的一段不谐和的杂音。

最后，这三节文字的多余，还可以从有关这篇小说的研究材料中得到反证。在笔者所查阅的有关这篇小说的众多评论中，竟没有一段有关这三节文字的分析。（有篇专门分析《荷花淀》语言艺术的文章，拿前五段作例时，引文中恰恰省略了第二、三、四节）那么，对于这三节文字在小说中的作用，研究者是视而不见、略而不谈呢？还是因其多余累赘而为名家讳，就不得而知了。

《名作欣赏》1992年第4期

《文摘报》1992年9月20日转载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错诗原是好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赏析

清代学者梁章钜在他的《浪迹丛谈》一书中，认定李白的《早发白帝城》一诗的第三句“两岸猿声啼不住”是错的。因为据史书记载，三峡猿只生长于南岸，北岸巫山山脉是南北走向，正迎着北方寒风，猿猴不宜生长，有人从南岸捉猿放到北岸，这猿最后还是跑回了南岸。于是，这位好事的学者据此理直气壮地将诗改成了“南岸猿声啼不住”，他自以为这样一改，诗才合乎情理，不至贻误后人。

现代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史书记载的正确，但“南岸猿声”的修改却并未因此而能迈进诗歌殿堂的门槛。个中原因倒不复杂，李白是诗人而不是科学家，李白作诗是要向人们抒发他那意外遇赦后的极度喜悦兴奋之情，而不是要向人们准确无误地介绍三峡猿的生长分布情况。把“南岸”写成“两岸”，虽不合理，但合情，虽是错诗，但是好诗。那么，从比较赏析的角度看，与“南岸猿声”相比，“两岸猿声”的妙处又在哪里呢？

其一，“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江流之急，船行之快，更能渲染出“轻舟已过万重山”的磅礴气势。试想，处在如此高速飞驰的轻舟上，穿行于七折八弯的航道中，诗人又怎么会分得清那若有若无的猿啼是在南岸还是在北岸呢？

其二，“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诗人归心似箭的急切心情。诗人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如今遇赦得还，真恨不得一步回到亲朋好友之间，他身在船中，心儿早就飞到了回归之地。心急火燎、迫不及待的诗人此时全神贯注于船行的前程，他又哪儿会格外留意猿啼之声来自何方呢？

其三，“两岸猿声”更能表现出诗人意外遇赦后的喜悦畅快的心情。三峡猿啼，一向以凄切哀婉令人伤情著称，可如今在欣喜若狂的诗人听来，猿啼却是那样的轻盈悦耳，似乎猿猴为诗人的欢乐情绪所感染，竟然立于大江“两岸”，以如歌的猿啼来夹道欢送诗人归去。一个“两岸”，传神地渲染出了那欢送场面的热烈感人，而这一切不正是诗人那狂欢之心移情于物的结果吗？

其四，“两岸猿声”更富画意，更能激发起读者的艺术想象力。那猿声不绝于耳的郁郁苍苍的两岸崇山峻岭之间，一叶扁舟顺流飞驰而下，这不分明是一幅线条鲜明粗犷、气势阔大激越的大写意吗！如果改成“南岸”，这画面就会残缺不全，尽失匀称之美了。

其五，“两岸猿声”与全诗的极尽夸饰的特色相一致，更能体现出李白的浪漫主义诗风。不可想象，素以激情恣肆、豪放飘逸著称的诗仙李白会于此情此景中斤斤拘泥于什么“南岸猿声”的是是非非，而将他那想象天外的神思翅膀垂落下来。

通过上述五点的比较赏析，可以明显地看出“两岸”较之“南岸”的高妙之处。无怪同是清人的桂馥在《札补》中要盛赞此诗“妙在第三句，能使通首精神飞越”了。其实，对于李白来说，以写“错诗”来表现他的不同凡响的浪漫主义诗风，不过是他的一贯手法罢了。像人们所熟悉的“燕山雪花大如席”、“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等等，哪一句认真考证起来，不是不折不扣的不合事理的“错诗”？但细细品味咀嚼起来，又哪一句不像“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样，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好诗呢！

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语文教师》1992年第4期

《教师文萃》转载　。　想看书来

错觉的魅力——《石壕吏》新解

对文学作品富有创意的欣赏，常取决于欣赏视角标新立异的选择。读杜甫的名篇《石壕吏》，若能从诗中人物的心理错觉－－诗人的错觉、老妇老翁的错觉、差吏的错觉－－着眼，就能领略到那看似诠释殆尽的字句里所隐而未露的别具诗情戏味而又令人回肠荡气的艺术魅力。

诗中展示的第一个心理错觉，就是那位“暮投石壕村”的诗人所作的“有吏夜捉人”的判断。这是诗人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把后来听了老妇人的哭诉才知道的“征兵”错当成“捉人”，即官府捉拿犯人。诗人为什么会对征兵产生“捉人”的错觉呢？这就要从他当时对征兵现状所了解的程度说起。诗人在“暮投石壕村”之前，曾在新安县目睹了一次征兵。当时，他就为“次选中男行”的征派少年娃娃兵的荒唐、残忍之举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发出了“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新安吏》）的质问。但那次征兵还没发展到强捉的地步，还允许母亲为新兵送行。而现在，从新安县到石壕村，不过很短的时间，从酣梦中被差吏的砸门声惊醒的诗人，怎么会想到已经令人难以接受的“次选中男行”的征兵竟如此迅速地发展到夜半突袭的疯狂程度，甚至发展到连老翁老妇都要征的地步呢？此时的他，即使有着再大的想象力，也是难以把差吏深更半夜、执灯仗火的砸门喊叫同征兵相联系的，特别是当他看到了“老翁逾墙走”时，他就更自然地会把眼前这突发事件与官府捉拿犯人相联系了－－这可怜的老翁不知又触犯了哪条王法！

但历来论者大都忽视了这个错觉的存在，认定诗人清楚地知道差吏夜来的目的，而有意把“征兵”说成“捉人”的，并进而断言，诗人之所以“不说‘征兵’、‘点兵’、‘招兵’，而说‘捉人’，已于如实的描绘之中寓揭露批判之意”。（《唐诗鉴赏辞典》第484页）这种理解的偏颇之处，就在于忽视了作品的正在进行时的叙事方式，把诗人后来听了老妇人的哭诉后才明白的“捉人”即是“征兵”的将来时的事实，强搬到事件的开端，来逆推此时还根本摸不清头绪的诗人心理。其实，诗人描绘的只是他在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心理错觉，在那样一种令人心惊胆战的恐怖气氛中，不把“征兵”错当成“捉人”才怪呢！

也只有把“捉人”理解为诗人的心理错觉，才能更令人信服地显示出诗作的作为“诗史”的沉郁份量和那强烈的撼人心魄的悲剧力量。因为透过“捉人”的错觉，读者方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官府的征兵已经到了怎样穷凶极恶的地步，进而深切地感受到安吏之乱形势的空前严重，以及这场战乱给下层人民带来的灾难是何等的深重，揭露批判之意也因此而不言自明。再从错觉的艺术效果上来看，它不仅从侧面刻划出用“捉人”的手段征兵的差吏那如狼似虎的凶恶嘴脸，同时还造成了扣人心弦的悬念：要捉何人？为何捉人？从而使读者对事件的发展和结局产生强烈的了解欲。清人浦起龙在《读杜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