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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银行业是中国国企的一大堡垒，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银行。但是和其他领域一样，银行业也经历了思想解放的过程，它们所取得的成就令人叹为观止。曾经僵化、呆滞的中国工商银行一举成为国际金融业最耀眼的新星不是一个经济奇迹，它依赖的是恰逢其时的明智战略和改革。截至2006年2月10日，它的规模已经是花旗银行的11倍。到2008年春天，也就是中国工商银行首次公开募股（全球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IPO）的两年之后，它的股票市值已经高达2320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银行。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还是十分谨慎的。先是允许小型股份制银行与外国银行进行合作试点。在这一进程中，2005年1月，花旗集团被批准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5％的股份。在此1年之前，汇丰银行已购买了上海银行8％的股份。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者同意把外国银行在中国银行中可持有的最高股份比例提高到了15％。

2006年，我们结识了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戴相龙，当时他的职务是天津市市长。崔津渡副市长向他汇报说，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正在调查中国社会的现状。于是，　1997年金融危机后被誉为最出色中央银行行长的戴市长为我们设宴表示欢迎。中国的宴会都遵循一定模式，装在精致小盘子里的10道主菜一道道上来，按照级别高低依次分配给客人。大家还会举起小玻璃酒杯互相敬酒，然后小啜一口。如果你能喝酒，宴会规模也足够大，那么肯定会宾主尽欢。我们在午宴上虽然不怎么饮酒，但是仍然很高兴。戴市长非常富有魅力，也很幽默。我们希望一些自以为是、总是批评中国的西方记者也能够写一写一些中国高级官员四海一家的博大胸怀和优雅礼仪。

戴市长还把他在25年前买的《大趋势》一书带来让约翰签名。我们之所以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它表明中国的精英们在西方国家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的时候就已经对西方理论感兴趣了。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摈弃了教条主义，利用一切可以为自己服务的西方知识逐步实现了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目标。

此外，一些辅助性试验改革也在进行中。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前，银监会就批准了第一个中国私有股份制银行：民生银行。但是它的经营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在民生银行CEO经叔平看来，国有银行的领导根本不了解客户的心态。他们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对待普通客户，根本没有把他们当作自己的服务对象。中国的储蓄率位居世界第三，而且截至2007年，持有股票或债券的中国人更是高达亿。这么庞大的资金应该得到妥善对待。

媒体上也不断有声音呼吁加快银行体系的开放。《财经》……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经济杂志……指出，国家垄断银行业是没有出路的。进一步的改革不会停止，银行体系的放开也将继续。截至2008年，世界最大的5家银行有3家都来自中国。中国工商银行CEO姜建清认为，工商银行未来的发展重点在于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交易，他认为电子银行将成为推动工商银行未来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之一。

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非洲大陆的联系。2007年，中国工商银行买下了非洲最大银行集团、南非的标准银行（Standard　Bank）20％的股份。这是当时中国数额最大的海外投资。不过，中国的许多投资者都对投资非洲非常感兴趣，当然非洲肯定也会从中获益。中国以改善非洲国家基础设施换取对自然资源开发只是对他们的贡献之一，长期来看，中国的社会经济模式本身也许就可以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人走出泥潭。许多非洲领导人看得很清楚，30年前中国的贫穷状态根本不亚于马拉维。如果非洲能够获得中国一半的经济成就，那么整个非洲大陆的面貌将大为改观。

巧妙的疗伤法

中国的国企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在中央控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资产被闲置，只是被埋在账簿里，没有人负责，也没有人关心。但是新的市场机制改变了这一切。没有市场需求的商品只能作为不良资产立即处理掉，当然也会大大影响企业的元气。这样一个重组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但是中国领导层创新出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法：“邀请”全球玩家来帮助自己处理这些不良资产。

也就是说，政府把大量债务像处理旧货一样转移给了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并让西方银行介入。这些不良资产大部分来自于所谓的市场转化成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0年后，发生在美国的所谓次贷危机就起源于类似的不良资产。截至2000年，中国已经完成了许多领域的清理工作，但是仍留有大量不良资产。中国企业在跨越这一障碍时再次显示出了自己的智慧。

2001年11月底，以摩根士丹利为首的一个外国投资财团获批收购了账面价值为12亿美元、负债1亿美元的不良资产。作为补偿，该财团可以购买中国公司的股份。2003年，德意志银行也收购了价值大约3亿欧元的此类不良资产。

解放思想和创新进程的推进不断促进私有领域的发展，使一些国企被改造为成功的私营企业。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私营企业地位的变化经历了两个阶段，从非法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又从补充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3月，这一新的政策和私营经济的地位还被写入了宪法。第二年6月，管理中国股票市场的中国证监会为私营企业在以外币为主的B股市场上市扫清了道路。

在中国IPO发展初期，私营企业上市举步维艰。以1999年上市的北京科利华软件集团（Clever　Software　Group）为例，它所付出的代价就是必须控股黑龙江省的阿城钢铁公司。该钢铁公司地处所谓的东北“铁锈地带”的中心，周围密布的国企大都处于濒临破产的状态。这一“收购”使科利华集团得到了投资者的资金，也使它更加容易从国有银行融资。“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与软件相差十万八千里的行业。”集团的一位高层管理人员抱怨说。科利华集团的窘境并非个案。据估计，在1997到1998年间，22家私营企业不得不通过控股兼并处于困境的国企实现借壳上市。

并购

1997年，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的伙伴王巍成立了自己新的咨询公司……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China　M&A　Management）。他的创业是那一代人利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的一个典型。

1985年从位于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之后，他进入了中国人民银行研究院深造，获得MBA学位，之后进入中国银行成为一名经济学者。这位青年才俊的前途不可限量，4个月之后他就得到了再次证明自己才能的机会。他被派往东京野村证券（NOMURA　SECURITIES）从事债券交易，为期6个月。后来，他还参加了考核词汇量、数学推理、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性写作等技巧的GRE考试，收到了5所美国大学的入学邀请。但是中国银行不同意他离职，要求他为单位再工作一年。1987年，他的机会终于来了。那一年，他去了美国。

“我刚到纽约时根本没有钱，”他告诉我们，“口袋里只有20美元。后来我找到了一份研究助理的工作，薪水每个月600美元，我还定期为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工作。这样，我解决了生计问题，在纽约待了1年。后来，当时负责国家风险分析部门的副总裁罗伯特·维赛克（Robert　Visek）给了我莫大帮助。他曾经参观过中国银行，知道我在1987年出版过一本关于《国家风险分析》（Country　Risk　Analysis）的书。1988年夏天，我得到了去位于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实习的机会，于是我的妻子王洁也来到了美国。”

20年之后，当王巍同罗伯特·维赛克谈到本书时，罗伯特回忆说自己当时认为王巍成功的机会相当小，而且再乐观的人也无法预见中国现在的进步。

在罗伯特·维赛克的鼓励下，王巍继续学业，并且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也接到了高盛公司的录用通知。他当时的朋友刘二飞现在已经是美林中国区主席了，当时王巍还帮助过他。在美国求学的这些年中，王巍从未返回过祖国。1992年春天，他决定在开始新工作之前回国旅行。“我在北京、深圳和海南停留了3个星期，发现自己正处于中国新经济的中心。所有人都兴奋不已、生机勃勃，而且充满创造力，所有人都恨不得涉足一切新领域。在逗留的过程中，我有幸与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有过一次谈话。当然，他也谈到了中国多么需要大规模改革，金融领域将成为改革的中心。他还提到，如果我能够回国，那么将成为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第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博士。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自己未来的道路。在美国我可以拥有一份事业，但是回到中国我可以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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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烂到根了”

和中国的许多精英一样，王巍归国的时候也是怀抱着“创造历史”的雄图大志。1992至1996年间，作为中国南方证券的副总裁，王巍积累了更加丰富的经验，为30多家中国国企实现了上市。在这一过程中，王巍发现，“国企已经烂到了根，大部分交易都成了垃圾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很具挑战性，因此他在1997年成立了中国万盟并购管理控股公司。“我意识到，私有领域才是未来希望之所在。因此希望通过并购实现私有化，”2000年接受《亚洲周刊》（Asiaweek）采访时他如是说。他把孱弱的国企改造成为新市场中明星的目标也是中国变革的典型写照：“我所做的是使国企成为股份公司。我并不一定要改变所有权，而是要改变它们的运营方式。”

就像一家健康发展的企业一样，中国也在不断改变自己的运营方式。它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不断尝试新的商业与管理模式。而且，它还“摆脱了桎梏我们精神的枷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