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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纵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政委杜义德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有天行军,他看着一个营从营长到战士,都清一色地赤着脚在行军。他跑过去,怒气冲冲地问那个营长:“你们怎么不穿鞋?”那个营长自己的双脚也是鲜血淋漓的,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让我到哪里搞鞋去?谁不知道穿鞋走路快!”杜义德指着自己的脚冲着他说:“你看看这是什么?这不是鞋吗?”那个营长低头一看,杜义德脚上裹着一层稻草,隐隐约约地还能看到一些布条。杜义德说:“你懂吗?这叫草鞋!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在大别山再苦,能比长征还苦吗?”那个营长有点为难:“战士们大都是北方人,不会打草鞋。”杜义德说:“你们营没有南方的战士吗?他们不会吗?不行,我教你!”那个营长忙讲:“有有有,我们自己打!”
刘邓大军从上到下,都开始打起了草鞋。部队一宿营,除了做饭,就是打草鞋。北方的战士没穿过草鞋,手里攥着一把稻草,却不知道怎么打。好在每个部队都有少数南方的解放战士,手把手地教他们。打草鞋还要用绳子,有的就向老乡借,绳子粗细不一样,打好了,上下不平,新草鞋也不光滑,穿上后,脚的周围都被稻草茬子刺得鲜血淋淋,脚底磨出了一层层血泡,部队停下来休息,脱草鞋时,鲜血已经凝固了,把草鞋粘在了脚上,一撕就是一层皮。虽然是这样,但总比赤脚强。一到宿营地,除了做饭、吃饭,大家就是打草鞋,每个战士都打了10多双,用绳子穿起来,背在身上。大别山的气候湿润,经常下雨,道路泥泞,草鞋也不经穿,战士们都叫它是“10里鞋”,实际上有的走不到两三里路就穿坏了,身上背的10多双,到了晚上,就一双也不剩了。
能有一双布鞋,成为了大家的一个梦想。
当年还是六纵十七旅的见习参谋陈德品回忆说:
当时,我到部队时间不长,也不会打草鞋,就找些破布,搞点麻,搓成绳子,包着脚走路。可没走几里,就散架了,只好又赤着脚。那天我们行军,走了20多里,我的脚被石头碰得都是血,大别山又是阴雨连绵,伤口碰到水,钻心地疼,可没办法,又不能掉队,咬着牙走吧。正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只胶鞋,就是国民党兵穿的那种,上面有个破洞,可能是人家觉得破了,不要了。我那个高兴啊,忙捡起来穿了起来,鞋子小,挤得脚难受,可是好多了。只有一只鞋,我就两只脚轮流着穿,走了40多里,也没破,当时我心里就想,这鞋真好啊,将来能买一双多好,起码能穿好几年。我还想,这个国民党兵扔了一只鞋,总不会也像我一样只穿一只鞋吧,那只鞋说不定也会扔掉。我就很注意路两边,东张西望地想再捡一只,可注意了两三天也没发现另一只,我这才泄了气。
大别山天气不好,又是天天行军,这个脚还真不好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山头上休息三四十分钟,山上有个老乡的茅棚,有两个战士跑去烤脚。区队长就把我喊过去说:“你们班有战士在老乡那里烤脚,你怎么不去管管?”我就过去喊他们:“你们怎么不守纪律,随随便便就到老乡这里来烤脚?”他们两个忙走了。我赶紧脱下鞋,也烤了一下。本来不用我去喊的,我让战士去喊就行了,我就是也想烤烤脚,这才亲自去喊。当时,我一边烤着脚,一边心里想:将来胜利了,能到一个茅草棚里,升上一堆火,烤烤脚,美美地睡上一觉,这日子该有多幸福啊。
除了这些,疥疮又是对部队的一个严重威胁。六纵在1947年4月打过汤阴以后发过一次服装,后来一直没有发过。大别山区,气候潮湿,再加上日夜行军作战,泥里爬,水里滚,露宿荒野,身上没有干的时候,卫生条件也不好,一个月不到,身上都是臭烘烘的。几乎每个指战员身上都有了虱子,到处都有,皮虱、阴虱,最厉害的是头皮上的,头皮痒得发麻,就使劲去搔,搔出血了,血痂就和头发粘在了一起,就像叫花子一样。严重的时候头发都粘在了一起,一直到出大别山打襄樊时,许多战士还是这样。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团长苟在合身上的虱子也成堆了。有一天宿营时,他身上痒得不行,把衣服脱下,骑兵通信员屈海群接过去,升了一堆火,把背心一烤,虱子密密麻麻掉在火堆里,噼噼啪啪地响。在这种情况下,不少人得了可怕的疥疮。疥疮传染性很强,一个连队一个人得上了,不到几天,几乎一个连队的指战员都会染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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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马威(4)
六纵十六旅四十六团从团长到饲养员,几乎人人都没能逃过疥疮的折磨。原四十六团卫生员贺国强回忆说:
疥疮这玩意可厉害啦,俗话说:“疥疮是条龙,先从手上行,腰上转三圈,大腿根上扎了营。”这东西主要就是痒,晚上睡不着觉,许多人把自己的皮肤都抓破了,特别是大腿根,最让人难受。白天行军时,一个个哈巴着腿,走一步挠一挠。这东西得用硫磺治,可到哪里去搞硫磺?就是搞来了也不够,不是一个营、一个团,全纵队,甚至整个刘邓大军都是这样。我曾经听说也不知道是哪个纵队哪个旅打了一个镇,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泡个温泉澡杀杀疥疮。我们没这福气,只能用土办法,把手榴弹搞开,里面的炸药里有硫磺,一颗手榴弹能搞一两。有了硫磺,还要用猪油,猪油就只能去买。部队南下时,带了不少银元。有些老乡穷,没见过银元,你要敲一敲吹一吹,他才知道这是银元。把猪油拿回来,先煮一煮,再放进从手榴弹里搞出来的硫磺里,然后把战士们集合起来,找间屋子,把窗户关上,烧上一堆稻草,战士们把衣服脱光,把疥疮挠破,出了血,烟火一熏,再往上抹猪油。我们搞时,营连的卫生员都要来看,然后回去再分头去搞。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基本上把疥疮灭掉了。但这也只能管一时半会儿,过不了多久,就又有人会染上,在大别山的日子里,疥疮从来没断过,那个苦啊,比后来抗美援朝还要苦。
除了疥疮,还有疟疾。原一纵二旅四团三连副指导员张福元回忆说:
到达大别山后,远离大后方,条件异常艰苦,生活上出现了种种困难。我们穿的是打土豪收缴来的五颜六色的布衣服,很不整齐,炊事员穿的还是花布衣呢。吃的是糙米野菜,喝的是池塘里的脏水,当地人在池塘里又洗马桶又撒尿,水牛也放在里边,人还在饮里面的水。干部战士对这里的生活很不习惯,病号一天天增多起来。不久,疟疾病流行开来,我也染上了这种病,发烧发冷很厉害,眼看跟随部队前进很困难。我的心情也复杂起来,一是不愿离开自己这个老红军队伍,二是怕离队后落入敌“小保队”(土顽武装)手中。就在我是走是留不定,部队又整装待发的时候,教导员杨唯青让驭手老王把他的马牵到我们三连来了,老王说:“这是教导员让给你骑的,要你跟随部队行动。”我正担心离开部队呢,有了这匹马,心里非常高兴。当我骑在马上,望着教导员杨唯青挺着瘦弱的身体,迈开双脚,一步一步在山路上、田埂上行走时,一种难以言述的滋味涌上心头。在我们部队中,军人有泪不轻弹。我这次一病就是20多天,每天都是出发前老王从营里把马牵来,晚上到了宿营地把马再牵回去,使我带病行军未曾掉队。我的病稍好,就叫老王别再牵马来给我骑。可是,这匹马又转到了别的病员手里。马虽是配给教导员的,但在大别山,他实际上从没有好好骑过。
原在一纵供给部工作的王树仁、赵端善回忆说:
那时在大别山没有井水吃,我们只好饮山沟和鱼塘里的水,这样的生活很不习惯,加上部队长途跋涉,过分疲劳,而且天气炎热潮湿,大家又没有蚊帐,拉痢疾、患疟疾的人很多,我们虽然从解放区带来了一部分药品,但药源仍严重不足。为解除病痛,大家都找民间的土方、偏方,试着治病。那还是刚进大别山时,供给部有的人患疟疾,闹肠炎,拉痢疾,还要行军打仗,行动十分不便。当时因为没有药,大伙只好忍着病痛坚持行军。后来我们听当地老乡讲,山上的羊屎蛋能治打摆子。我们就上山到处找羊屎蛋。经过尝试还真管用,吃了几次病居然好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那时我们的急救药品很少,进大别山后,我们自购和缴获敌人一批药品,但仍不能满足需要。有的同志就是没药品治疗而长眠在大别山上。
由于对自然环境的不适应,部队减员很大。原野司政治部保卫科长张之轩一直都有写日记的习惯,在1947年10月6日这一天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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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刘邓向中央军委作了《关于进入大别山后的情况和今后的行动》的报告。指出:
(一)、我军南下在淮河以北减员不大。一过淮河生活习惯大变,开始吃不来大米饭,拉肚子,无鞋子穿,蔬菜、油盐吃得很少,蚊子多,山地走小路、炮辎笨重,又连日遇雨,体力均削弱,故9月份减员很大,病号普遍,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以痢疾最剧,感冒次之,加以平原部队怕山怕水,伤员救护困难,两次歼敌良机(商城五十八师及潢川八十五师)均未打,因部队情绪差,体力弱,亦有影响,经过不断注意,现已会吃大米,会打草鞋,装备减轻,开始学会打山地战。地方工作开始有了头绪。只要能解决棉衣和菜金,加上打两次歼灭战,一切均可克服。
(二)、我主力南下后,已攻占经扶、黄安、宋埠、河口等镇,土顽均被歼,刻正攻麻城、黄陂、歧亭、新洲等重要城镇。估计棉衣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故决心就在黄、麻地区解决棉衣后再作其他行动。否则行动过多,更难解决,且病号一定加多。
(三)、我们现以三纵全部在皖西作战,一、二、六纵各分散一个旅掩护地方工作,集结的只有七个旅(每旅约五千人),如马上分三个旅到(平汉)路西,则不易歼敌,故决心就现地基本区调动敌人打一仗,或先将黄梅、广济、浠水、蕲春等城之土顽歼灭后,再以主力出平汉。如需要配合陈赓行动,亦可于解决冬衣后,即出平汉线。张之轩:《征途随笔》(纪念文集),第111—112页。
在刘邓这个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病员“占三分之一,多至一半”,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由此也可以看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的艰难处境。有时部队减员太多,人少枪多带不上,就把多余的武器砸掉。许多老人讲,有些枪是很好的,可惜得很。
那些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在以后的抗美援朝中出生入死的刘邓大军的老人们,至今一提起大别山,都摇头,他们觉得,生活最苦,风险最大,锻炼最多的就是在大别山,意志坚强不坚强,思想信念坚定不坚定,大别山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在这艰苦的斗争中,有人开始动摇了。
开小差逃跑的主要集中在六七月份鲁西南战役俘虏来的解放战士,这些战士大部分是南方人,再加上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间仓促,没有经过诉苦教育,一些人受不了这个苦,想方设法地开小差跑了。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二营机枪连,一夜就跑了17个,人跑得太多,连重机枪都没办法抬了。
六纵文工队有个女战士,家在武汉,到大别山时,她觉得大别山太苦,离家又很近,就找个机会跑了。但她也没能跑出大别山,几个月后,文工队经过一个村庄里,看见河边有个女的在洗衣服,再仔细一看,是那个女队员。看见文工队,她就呜呜地哭了,原来她跑出不久就被地方土顽抓住了,被土顽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她回到了文工队,部队也没怎么处理,但其他队员觉得她开了小差,都看不起她,不愿和她在一起,平常也不和她说话。在文工队呆了两年,部队进军大西南的途中,她又开小差跑了。
北方来的战士开始怀念起太行山来了。太行山虽然也苦,但都是本乡本地的,形势不大紧张时,还能抽空回家看看。打起仗神出鬼没,都是我们主动去找敌人,打它个伏击,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在晋冀鲁豫太平原上作战,汽车、大炮、马车浩浩荡荡,并着排开,哪像大别山,走路都让人头疼!
根据地来的老战士也有人开了小差。
当年在六纵十七旅四十九团通信连的郭宪章,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路上被选派到纵队参加“无线电训练班”学习。他回忆说:
我们班长是个河北根据地的老战士,有天晚上,是我在站岗,他拿着枪出来,把枪递给我说:“我出去小便一下,你给我看住枪。”我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就睡着了,半夜里指导员把我踢醒了,问我:“你们班长呢?”我说:“小便去了。”指导员这时也看到了他放在我身边的枪,就批评我说:“你呀你,他把枪都给你了,他这是准备跑了,你怎么都这么糊涂?”那时开小差跑掉的,如果是带枪跑走的,性质就比较严重了,是“拖枪叛逃”,处分非常严厉,有的还要枪毙。如果没带枪,抓回来了,也就批评批评,开个“斗争会”也就算了。建国后,我回到老家打听了一下,实际上我们班长也没跑回老家,也没在部队里再见到他,估计在半路上被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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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六纵会计侯雨成回忆说:
在大别山受不了那个罪,开小差跑的,北方的老战士也很少,跑也跑不出去,因为你要问路啊,一开口就是一口北方口音,地方的土顽立刻就抓住你了。但也有跑回去的,纵队财务科长陈景闻就开了小差,跑回河北老家了。我们抗美援朝时,路过石家庄,我看到他在街上摆个小摊,在卖瓜子和香烟。我怎么看都像他,忙上去问他:“你是陈景闻吗?”他看看我,头一低,不吭声了。我再问他,他干脆把东西一收拾,扭头就走了。可能觉得自己是逃兵,不好意思。他可是个“三八式”的老革命了,抗日战争都挺过来,在大别山却退缩了,大别山真是考验人啊。
巩固部队成了一件大事。战争总是残酷的,每一次较大的行动,甚至一场战斗都在考验着每一个人。人是战争的基本元素,没有人打仗就无法使战争机器运转起来。对于解放军来说,人尤其显得宝贵,因为在装备、技术上不如国民党军,只能靠局部兵力数量优势来歼灭敌人,也就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所以,无论是在根据地或是大别山,巩固部队都很重要,各个连队也想了不少办法。原六纵十七旅五十团教导员芦思英回忆说:
那时基层政治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巩固部队。连队指导员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连队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开头就是“指导员的基本任务是巩固部队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在根据地打仗时,有两种情况巩固部队任务最重,一种是战斗频繁时,有个别战士开小差,还有一种是“战后怕”,一场大仗打下来,到处是死人,越想越后怕,一些思想不坚定的就会开小差。部队到了一个宿营地,干部就要了解有没有战士是当地的。如果部队经过的地方是战士的家乡,就要暗地里动员党员,给他布置任务,让他注意这些战士的表现,多做工作,提高警惕,防备他开小差。还没到他家乡时,班排长还有党员就会用开玩笑的口气给他讲:“部队从你家门口过,你可不要想家啊。”这也是提醒他,部队已经注意上他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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