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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走两步都不行，这些苦恼的生活不知哪年才能结束？

快过国庆节了，1952年的国庆节与中秋节赶在一块了，宋所长说：“改善生活三天！”好，盼到了这个伟大节日。我并不为庆祝这个节日而高兴，我是为了吃点肉，还可能有鸡蛋和馒头。果然有这三样，我不敢多吃，有计划地吃，免得消化不良。可是有许多犯人吃多了，夜里请求大便，看守的不开门，憋得难受，只好屙在小便桶里。整个走廊臭气难闻。我认为无论什么有身份的人，过去如何有地位的人，只要一做犯人，就变得不成样子。一块肉也成为争取的目标。不错，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过什么河脱什么鞋。自己看看吧，牙掉了两个，头发也白了，我才37岁就未老先衰，真是不堪设想。

过完了国庆节，一天下午，肖审讯员提我去谈话，先谈了一下号内新来人犯的情况，接着就问我老婆王才侠的一切。翻来覆去地问，我有点不耐烦，我说：“我老婆王才侠，绝没有政治问题，1943年11月在洛阳与我秘密订婚，1944年12月在西安结婚，1945年10月，我到上海，把她安置在洛阳她叔父家中；1945年冬我又从上海回北平，她到徐州她父亲那里；1946年我因贪污被戴笠押起来，她仍在徐州；1947年2月我出狱，把她接到北平；1947年5月，我到东北，她仍在北平；直到1949年夏，因我继母对她虐待，她抱着孩子回徐州她娘家，直到现在。去年她有信来告诉我，她入了会计学校，学成本会计……”

肖审讯员听了我这些话，停了一下，他很犹豫地说：“王才侠要和你离婚，你同意吗？”

想不到的事，也是不敢想的事，我最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我沉思了一下，说：“我同意。”

“你如果不同意，也可以提出理由。”

“我没有理由，我出监无日，她比我年轻12岁，我不能贻误她的青春。不过我有一个女孩，今年7岁，名叫关棣。她嫁人可以，但不准给我的孩子改名——这样吧，我给她写封信，政府也可以把我的意思通知她，关棣暂由她教养，我出监之后由我去领。”

肖审讯员说：“可以，你写信吧。”

我拿起笔来，先写“才侠”，第一句话写什么呢？想了一下，写了下去，这封信的大意是：结婚以来，未能长期同居，又加继母心小，处事不当，婆媳不和在所难免。我因全家衣食奔波各处，对你未尽丈夫义务，对关棣未尽父亲的责任。效命蒋帮铸成大错，现在反省，出狱无期，你申请离婚，我完全同意，你的青春有待，不要贻误，女儿关棣暂请你代为教养，以候我获释之后，再去接领。

写完交给肖审讯员，他看了看，没有说什么，就叫我回来了。回到监狱，我心中十分难过，最近我给北京的表兄去信，没有回信，胞弟也不理我，把我的钱、衣物，完全吞搂，对才侠一文也不给，撵回徐州。自己做了犯人，亲不亲，友不友，夫妻不夫妻，兄弟不兄弟。一切关系都建筑在国民党政权基础上，国民党垮台，这一切关系随之垮台了。人情冷暖，莫如此甚。

我想起与王才侠结婚的经过，那时，我是军统局安康查缉所所长，综管11个县的走私漏税的工作。王才侠父亲叫王悦珩，在河南洛阳，是红帮头子，也在东北军当过军人。他有一个女儿在洛阳中学念书，那年17岁，她叫王才侠。王悦珩与军统特务认识，华北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岳梓宇，是我的特务训练班同学，他占一个很重要地位。岳梓宇与王悦珩相识，王悦珩托岳梓宇给他女儿找个对象，条件有三：第一，不做妾；第二，东北人；第三，在中央机关工作的，不过28岁。岳梓宇说：“这个条件不容易找，有机会我尽力帮忙。”

有人对岳梓宇说：“关梦龄就够条件。”

岳梓宇一想也合适，他就给我去了一个急电：要事相商，速莅豫。

我不知什么事，马上到了洛阳。一见面，他说：“我给你介绍个太太。不打这样的电报，你不会来。这个人是你们东北同乡，人很老实，不是你所喜欢的花花小姐，那些女人不能过日子。这个王才侠才17岁，家庭好，本人老实俭朴。”

我随岳梓宇到了王悦珩家中相看了一下，王才侠不怎么漂亮，但很老实。在大家的怂恿下我和她秘密地订了婚。那时军统局特别规定，战时不准结婚，有结婚的查出来关押五年。在西安一个会上，戴笠当场宣布，一对私自结婚的特务，姜维世和陈友桂关押五年。所以均采取秘密结婚，或者说从故乡来的，父母包办的婚姻。1944年洛阳被日本占据，王才侠逃到西安，王悦珩到了安徽阜阳。1944年12月我与王才侠在西安秘密结婚，1946年1月她生了一个女孩，取名关棣。“九？三”胜利后，王悦珩到徐州开投机买卖，叫大同商行，直到徐州解放。

王才侠不好打扮，人又老实，我不愿与她出去，所以，1947年春到沈阳，我又讨了一个小老婆，她叫郭依平。这些事都是不对的，自己反了革命对不起她们，现在闹得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对人民不忠，对父母不孝，不忠不孝的人活在人间，真是惭愧！

现在眼前有什么希望呢？什么希望也没有了。既不杀，也不放。关于死，在我脑子里倒不成问题，可是放没有希望。想起来，从1948年11月12日由吉林解到长春，一共是八个人，这八个人翟丕翕、杨绍林枪毙了；以后搬到楼下七号，张逸民与我同屋，他也被枪毙了；后来把军统特务集中写材料，一共10个人，先枪毙的印匡时，接着李秉一、张锡德、张兆丰、刘文白、孙静修、陈青波、李海涛也都枪毙了；1949年底，被优待集中到楼上大屋子，有李芳春、李中候、徐克成、我和一个日本人，李芳春有现行活动没交待，送到监狱也被枪毙了；1950年冬到伊通县公安局去了16个人，其中被枪毙的有王乃臣、王寿昌、张子文和蒙古特务。这回镇反，又有一批人被枪毙，长春解放一周年，二周年都枪毙人……经过多少次“过筛子”留下了我，真不容易，十分不容易。人民政府对我是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不应当考虑死的问题，我应当考虑活。可是我怎么活呢？希望什么呢？目前没有希望，只好在这坐着，连洗脸的肥皂都没有，牙刷、牙粉、牙膏什么也没有，从1948年冬到现在没刷过牙。讲卫生那是谈不到的。这些事还不能请求，耐时顺守，等着吧。

此后，发生了一件事，是我被捕以来头一次听到的。在犯人放便时，有一个犯人认为粪坑这个墙角通大街，墙角边有棵大树，一上大树就可以逃跑。于是他一翻身上了大树，正要跳下去，“砰”的一枪，打伤了他的大腿。他在里边不知道外面还有看押的战士。听说挨这一枪很危险。当时我在屋看书，听枪声我以为枪走火了，后来听挑饭犯人一说，我才明白。真是，什么人都有，什么思想都有，既然到这里来了，还想跑，往哪跑？跑不脱的。这样的人绝不是严重的反革命分子，自己认为无所谓，反革命分子想的就不那样简单，跑出这个院子，又到哪去？社会上谁敢收留？街坊邻居能不检举吗？我知道反革命分子人人怕，谁也不敢沾，沾上了就麻烦，反革命成了毒蛇猛兽，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跑不了的。

3月8日这天，吃完早饭，公安局的旗杆上下了半旗，我对徐克成说：“下了半旗，可能是追悼黄继光这些人。”

“一个战士死了，降半旗？”

“不然为什么下半旗呢？”

我在屋内坐着，王科长在我窗前站下说：“斯大林大元帅死了，你们知道吗？”

我很惊异，他又重复了一遍，我很难过地说：“不知道。”

不一会儿报纸送来了，斯大林大元帅病死。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当时我想，这回完了，国际共产主义群龙无首了。什么病呢？报纸上报道了。我想苏联科学这么进步，就治不好斯大林的病？如果谁能把斯大林救活，这个功劳可大了。咳，斯大林一死，帝国主义一定高兴。斯大林死了，他的继承人一定是莫洛托夫，没有问题，莫洛托夫是斯大林的老战友，很负众望。

3月10日，午前提我与徐克成到看守所，王科长说：“现在把你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改造，那里有劳动。政府考虑你们的健康，让你们参加一些轻微的劳动，你们有什么困难可以谈一谈。”

我心中想，在市局我的材料也写完了，一切工作也做完了，这是推完磨杀驴，我不答应也不行啊，我又转变了口气说：“我在市局这么多年，受到了政府的特殊宽大和各级工作人员的耐心教育，内心非常感激，到那以后一定努力争取。”

王科长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又问：“你还有衣服吗？”

我没有说话，王所长抢着说：“再给他拿一套衬衣，拿一双新鞋。”这次押走的有我、徐克成，还有一个是一贯道的“皇帝”，有80岁，再一个是特务腿子，斜眼。临出门时，我对王所长说：“戴点东西吧！”

“戴什么东西？”王所长莫名其妙地问。

“铐子。”

“走吧！”王所长和王科长都笑了。

注：

①　三反：从1951年底开始，在共产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②　五反：1952年初开始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展了“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资财、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第四章　樊篱偷生

汽车走了20多分钟，到了长春监狱。王所长把腰中的手枪掏出来，交给同去的战士，又到里面办了手续。这时，监狱旁边的便门打开了，我们这部车开了进去。王所长把我们交给一个女干部，女干部叫我们拿东西跟她走。我的东西多，扛着很费劲，走几步一歇。后来，这个女干部叫两个犯人把我们的东西扛上，进了一个小门。里面是个大厅，有许多走廊，呈放射状。我一看这是监房！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

我们四个人站在大厅里。出来几个看守，还有两三个穿黑衣服的。这个女干部对看守说：“交给你们了，我走了。”说罢拿着簿子出了大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