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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1页）

他爬进车厢装了一麻袋豆饼跳下来，扛上就走。我和年年害怕，没上车，王汉元爬上车去了，抱了锅盖那么大的两块扔下来。抱着豆饼走太显眼，我们在铁轨上摔碎豆饼。然后我和王汉元解开棉袄脱下里边穿的汗衫包豆饼。年年却紧张地叫起来：

来人了，来人了！

我抬头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帽子上别着路徽的人已经绕过那头的车厢向我们走过来。我说了一句跑吧，可王汉元不甘心撇掉得来的果实，说不跑，看他抓住了怎么办！不就是些豆饼渣渣吗！我们就把豆饼倒下，又把汗衫穿上，在原地站着。

你们干什么啦！那个人走近之后大声问。

我和年年都没出声，我们两个人害怕得很，王汉元回答，大大，我们饿坏了，想拿些豆饼吃。那人没说话，他已经看见我们倒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豆饼块块了，他还弯着腰往车下边看，看我们还藏了多少豆饼。这时王汉元又说，大大，车门不是我们撬开的，是那个人撬开的。他装了一麻袋背走了，满满的一麻袋。

打倒“恶霸”（4）

那人朝着王汉元指的方向看，然后就跑着追过去了。王汉元和我又脱下汗衫包豆饼，抱上跑。年年在后边跟着跑。

那人是往西追去的，我们三人往东跑。跑了一截却被道岔处的小房房跑出来的一个人截住了。我们和这个人离得太近了，王汉元和我把豆饼撇在铁道旁的水沟里还没来得及跑，那人过来把王汉元和我一手一个抓住了，吼着问你们偷什么啦！

一点点豆饼。你要吗，你要了我给你拾上来。你放开手！王汉元说。

那人说，你想的还好得很——放开，放开了你好跑，是不是！

王汉元不吭声了，那人大声说走，跟我走！

那人一手拉着王汉元，一手拉我。这时年年跑的话能跑掉，但他没跑。结果那人把我们带到了车站的派出所，把我们交给两个警察，还告诉警察我们偷火车站的粮食了。王汉元说我们偷的不是粮食，我们偷的是豆饼。警察大声训斥：豆饼不是粮食吗？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从东北调来的救济粮，救命粮！王汉元说，豆饼是能当粮食吃，但那不是粮食。警察很生气，说，你这个贼娃子嘴还歪得很！一个警察在他的头上拍了一巴掌，还把帽子给他摘走了，接着又训：你看你像个好人吗？你把帽子整成这个样！说，你们的家在哪里！

王汉元把他的帽子里头放了个铁丝弯成的圈圈，帽子像解放军的大盖帽。王汉元说我们没有家。那警察说，没有家？没有家你们不是父母生下的吗？王汉元说我们的爹妈都死过了！警察更生气了，大声训斥，爹妈都死过了？死过了你们穿得新崭崭的，是谁给你们做的衣裳？王汉元突然不言喘了，我和年年也不敢说话。我们都有顾虑，怕说了实话派出所向福利院打电话叫领导来。福利院的娃娃们在外边偷吃的经常叫人抓住，叫领导去领人，回来就挨批评，记大过。但是那两个警察气势汹汹地训我们：说不说，你们的家在哪里？父母在哪个单位？不说，就把你们送拘留所！

我们怕送拘留所，就承认了是孤儿院的娃娃。这时两个警察不说话了，他们互相看了看。他们的桌子上有个墨盒，还有一支毛笔，一个警察突然拿起笔来在王汉元的脸蛋上写下两个字：小偷。接着又在我的脸上写了“小偷”，又在年年的脸上写了“小偷”。然后就干别的事去了，不理我们了。

我们进了派出所的房子，人家就叫我们在墙根站着。人家不理我们了，我们也不敢坐下。我们站呀站呀，心里想着人家怎么处置我们啥时间处置我们，可是站到天黑了，六点钟了，人家也不跟我们说话。后来，干脆就没人进那间房子了，也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后来年年悄悄地往外边看了看，又到另外的一间房去看了一下，回来说警察吃饭去了，没人了，咱也走吧。王汉元心痛他的帽子，说等警察来了要上帽子再走。我说你算了吧，不要找倒霉！

我们出了派出所王汉元又说要去铁路上看看，把豆饼拾回来。我说，豆饼还没叫铁路工人拾走吗？人家还不拿回家吃去吗？王汉元说看看去。天已黑透了，我们摸到道岔旁的水沟里却发现豆饼还在那儿。

王汉元说，这帮铁路上的人肥着哩，谁吃你的豆饼！

这天回到福利院的时候大门已经关了，我们翻墙进去，用刷牙缸子煮豆饼吃。

娃娃们进了福利院，基本的生活条件有了保证，有铺的有盖的有穿的，能吃上面粉了，早饭能吃一碗汤面条，午饭是一个四两［3］的馍馍——白面馒头或是糜谷面的碗坨子［4］，还有一碗水煮菜，晚饭又是汤面或是散饭［5］。开饭时六个人一组在院里蹲成一圈，碗也摆成一圈。值日生把菜打来，给每人碗里舀上一勺，剩下了就再分一轮。分汤面条也是这样。吃汤面条时一人一大碗，看着量不少，但是吃不饱，因为面条汤里下了很多菜叶子或是洋芋块块。孤儿们吃下野菜野草的，心灵有一种可怕的饥饿感，总觉得饿得心慌。我们端上饭舍不得吃，先稀溜稀溜地喝汤，后挑着吃菜，最后才吃面条。有的把馍馍掐成小疙瘩塞进拾来的玻璃瓶瓶里，别人吃过饭了，他才倒着吃一颗再吃一颗，馋人得很。

打倒“恶霸”（5）

娃娃们一天到晚都在想吃的，找吃的。小娃娃们总往食堂门口的垃圾堆上跑，捡炊事员倒出来的菜根根。大娃娃们经常跑到火车站的粮栈和城市居民的粮店去，趁人不备偷一把苞谷面，抓一把红薯干，捡驮粮队洒下的粮食颗颗。胆大的到副食商店偷点心偷水果糖。经常有娃娃叫人抓住，打电话叫福利院去领导领回来。有些人走路都低着头，看见别人扔掉的桃核捡起来嗍上一阵，西瓜皮干脆嚼着咽下去。

娃娃们吃完这顿饭想下顿，每到吃饭前的那段时间，总有娃娃跑到食堂去看，一会儿跑回来说，馍馍上锅了，一会儿又有人来说下锅了……

王汉元是一个贼大胆。火车站又在铺设铁轨，工地上有个食堂，他发现下屉的时候蒸气大，视线差，就趁机钻进去偷馍馍。有一次偷了半面袋，吃不完的分给我和年年吃。但他第四次去偷，叫人家抓住了，李叔叔去了才领回来。

我和年年跟王汉元很快就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玩，一起想办法搞吃的。我觉得这个人胆大，办事有主意，还讲义气。有一次，我和他去街上给食堂拉水，来了几个城里娃娃，一把把我推进水坑里了。王汉元急了，他打不过那几个娃娃，拾了个钉子冲过去一下扎在一个娃娃的肩膀上。那娃娃的肩膀出血了，哭开了，一个大人看见喊开了：要杀人了！我们吓得跑回来了，架子车都撇下了。还有一次，我们去偷定西糖厂的糖稀，他白天侦察好了熬糖稀的车间，半夜里我们翻墙潜入拧开了锁，往准备好的瓶子里灌糖稀。回到福利院我偷的糖稀不甜，原来是装了一瓶洗锅水。王汉元把他的给我倒了半瓶，我用馍馍蘸着吃了好几天。

我和王汉元关系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都有过要饭的经历，内心里有一种沟通，一种同病相怜的好感。他对我讲过他的家事。他是榜罗公社毛家湾村的人，1948年出生的。他说1959年的五月初五，阴历，他大到毛家湾村头顶的山坡上掐苜蓿去了，在苜蓿地栽倒了。他说他大那年才47岁，就杵个棍走路，因为饥饿，父亲瘦成个骨头架子了。那时候队长不叫社员掐苜蓿，说苜蓿是生产队的，不是你个人的菜园，你想掐就掐。他大脾气倔，说我一家人没吃的，你不叫掐我咋活！硬是自己掐苜蓿去了。当时他的一个远亲房哥叫王天有的从旁边走过来看见了，把他大背回家了。他大被人背回来时他还在炕上睡着呢，他已经饿得不愿起床了，他娘也在家。他大放在炕上时已经没气了，他娘哭着说这可怎么办呀！他却没哭。他说他饿懵了，不知道悲伤，也没有眼泪。王天有叫了两个人把他大抬到地上。家里没木头，卸下几块门板拼了个匣匣，转过天抬出去埋了。他哥比他大七岁，头一年就上洮河去了，这时家里就剩下他和娘了。他娘白天参加队里的劳动，晚上收工了剥树皮掐苜蓿撩乱两个人的光阴。过了两个月，那是一天上午，他在院门口的路上晒太阳，过来了一个人。那人他像是在哪达见过，但又知道他不是毛家湾的。那人看见他说，走，要饭走，不然就把你这娃娃饿死哩。他问到哪里要饭去，那人说我把你领到陇西要着吃去。他娘那时在家，但他没跟娘打招呼就跟上那人走了。他们顺着毛家湾村后边他父亲掐过苜蓿的山梁走，到了榜罗，大概走了二十里路。那人背着十几斤谷子，找了一个人家，在人家的磨子上推成面煮了锅汤，又烙了几个馍。那人给这家人吃了些，他们自己也吃了些，就住下了。第二天又走，过四罗坪，青堡，天黑时到了和平。找到一家饭馆，卖荞麦面面片，但是要粮票要证明。那人有点钱却没有粮票也没有证明，人家不给卖。他们跟人家央求，人家给了一碗汤，他们泡些谷子面饼吃了。吃饭时外边停着一辆汽车，司机也在饭馆吃饭，还有两三个人。吃完饭司机要走，领他的那人说把我们拉上一下。司机看着他们问去哪儿？那人说你把我们带到陇西。司机说我们不去陇西，我们去文峰镇。那人说那就带到文峰镇吧。司机说上去，钻到帐篷里去。他们就上去了。钻进帐篷，他们看见一车全是苞谷。他那时穿着一个肚肚［6］，就一边吃一边装，那个人也一边吃一边装。车到文峰镇司机要卸粮去，叫他们下车。司机看见他们抽抽和肚肚里装了苞谷，但没说啥，看了一眼就走了。这时天黑透了，大概夜里十点了，他们又找着个饭馆，又是卖荞麦面面片的，他们又要着喝了些汤。这时来了一列客车，那人就提起他扔在车上，他们到了兰州。从车上下来，出了站，那人说你到饭馆里要着吃去，过几天我找你来。但是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见着那人，他就在兰州要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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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恶霸”（6）

刚到兰州城里，他心里很害怕，看见城里人穿得好，吃得好，走路很神气，对乡里人冷冰冰的。可是过了些天也就不怕城里人了。这么一件事改变了他对城里人的看法：他要了两个月饭，在饭馆舔盘子，在居民区要饭馍馍，街道地形都熟了，看下东哨门有个大果园梨长得特别好，就去果园偷梨。他爬在树上摘梨，看果园的人发现了，过来看是个孩子，没说啥就走了。他拿着个白布口袋，摘了一口袋梨，第二天早上背到兰州汽车站候车室去卖。他不知道梨该卖多少钱，就卖一角钱两个，呼啦啦人们都拥过来买，抢着买。卖了三四元钱。汽车站外边有个小食堂，早上卖汤，不要粮票，他就每天去排队买碗汤喝。他晚上就睡在汽车站候车室。钱花完了，就再去偷梨，再卖。一天他正在候车室卖梨，进来一个人要没收他的梨。他不叫那人没收，那人硬夺他的梨，还说要把他送到收容所。人们都涌上来看那人夺他的梨，他抱着梨躺在地上不起来。这时进来一个穿得很神气的人，皮鞋很亮，半截袖的衬衫，问那个人：你夺孩子的东西干什么？那人说他偷的梨。来人说，他偷你看见啦？那人说，外地要饭的，不是偷的哪来的？来人说他偷梨你抢梨，这算什么事？那人把来人和王汉元都叫到派出所去了。到派出所，叫他站在院子里，人家两个人进了房子。他站在院子里听见两个人还在吵，过一会儿那个替他说话的人走出来了，看他一眼，没说话就走出去了。然后警察出来叫他进去，指着夺梨的人说，你偷他的东西没有？他回答没偷。警察说，你把梨背走，到外头要着吃去，不要偷了。他背着梨出了派出所看看口袋，卖下的钱还在里头。

他说，出了这件事之后，他再也不敢偷梨去了，就是要饭。要到哪儿就睡在哪儿：有时睡在商店的台阶上，有时睡在人家的门洞子里。有一天晚上，他又跑到汽车站的候车室去睡觉了，在椅子上蜷腿睡，那个穿皮鞋和短袖衬衫的人又进来了，在候车室里转来转去的。那人看见他了，走近了，他就赶紧坐起来。他从心底感谢这人，就对这人笑了一下，这人就问他：你再搞梨没有？他说没有再去。那人说，别怕，搞来卖，卖了钱买吃的。他说再不敢了，那人说，搞点梨不算偷人，接着搞！说完，那人还给了他二元钱，叫他买面汤吃去。

后来他在火车上要饭，车把他拉到了定西。在定西不如在兰州好要，定西人比兰州人穷，给的少。这时已经到腊月了，他想他娘了，就坐火车到陇西，再从陇西走到青堡，榜罗。他走到毛家湾梁上时天黑了，碰见下庄里的两个娃娃，一个叫福祥，一个叫田娃。这两个娃娃一人杵着一根棍走路，问他从哪里来？他说到兰州要馍馍刚回来。两个娃娃就都说，你有吃的吗，给上些。我们饿得走不动了。他抽抽里有两个在定西要下的生洋芋，就给了那两个娃。那两个娃一边吃生洋芋一边说你家里豪［7］去了，领上我们要饭去；你到家里就饿死哩！他说想娘了，要回家哩，到家看看娘再说，就和那两个娃娃分开了。过了两天，他就听人说那两个娃娃死在去榜罗的半路上的一个避风的塆子里了。

他走到家门口时天黑得很，院门顶着。他喊娘，好半天没人答应没人说话，光听见院子里有扑索扑索的声音。后来大门开了，看见娘在门跟前趴着。原来他娘走不动路了，爬过来拿开顶门杠的。他搀扶娘，娘站起来了，一迈步又跌倒了。他娘说我的娃娃你先走，我慢慢爬过来。进了房子他还没说话，娘就开口问，我的娃你回来做啥？他说娘我想你了。他想把娘搀上炕去，娘却说我的娃，娘还没吃饭哩。他娘在地上爬着把他大喝罐罐茶的茶炉点上火，坐上沙锅，炒羊粪蛋蛋。茶炉旁放着一小堆羊粪蛋蛋，看来是娘从外头拾来的，因为家里就没羊嘛，成立人民公社就把他家的几只羊赶走了。娘把羊粪蛋蛋炒干了，倒在地上放着的面板上，趴着用擀杖擀面了，嘴凑到面板上舔着吃。娘说，我的娃，你吃些不？他饿得很，但他没吃。他后悔得很，后悔把仅有的两个洋芋给那两个娃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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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恶霸”（7）

他娘已经瘦成一张皮了，出不了门，在家里爬着炒羊粪蛋蛋，爬着添炕。于是，维持母子两人生命的担子就落到他身上了：从第二天起，他就到山沟里去拾地软儿，拾来了泡胀煮熟吃。那是他回到家的第三天傍晚，他把这天拾来的地软儿煮熟，总共就煮了不多的一点点——一碗多一点点。娘的身体瓤，他给娘多舀了些，有多半碗，他自己舀了少半碗。吃着吃着他娘说，娃娃，我吃不下去了，这些你吃去。吃完睡了，半夜里听见娘的嗓子里发出异常的呼哧声。他叫娘娘不喘，点上灯才看见娘口中吐出很多白沫沫，娘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喊着哭。哭到天亮，远亲房哥王天有进来了，把他娘往顺里拨了一下说，你娘过世了。王天有出去叫了个人，用席子卷上又卸下灶房的门板抬出去埋在菜园了。王天有说，娃娃，记下你娘埋哪达了，往后日子好了，给你娘做棺材迁到祖坟去，和你大埋在一搭。

埋完娘的第二天，他就又离开了毛家湾。走在去榜罗镇的路上，他突然想起田娃和福祥来，就跑到人们说的那个塆子里去看了一下，福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