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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对于晋兵的追赶，乐伯本有以箭射退的把握，但手头出乎意料地剩下了一枝箭，这枝箭即使射中晋将，也难遏止晋军的追赶，乐伯只会剩下束手待缚的结果。紧急关头，乐伯见景生计，他射麋相送，示敬拒敌。他通过射麋，既向晋将显示了自已的武艺手段，又显示了自己对追兵毫不介意的心理闲暇；这既是对追兵的威慑，又是对他们的心理征服。在显露了自己的手段后，乐伯送麋于敌，示以恭敬之礼，实是在暗示鲍癸：不是乐伯不能射杀晋兵，而是不愿射杀，惟求和好。乐伯是以示敬的手段弱化或消除与追兵的敌对状态。追兵不知乐伯仅剩一箭的窘情，心惧乐伯射艺，遂顺势接受了乐伯的敬意。

箭是用来射杀敌人的。乐伯在自己最需要箭的性命攸关之时，把最宝贵的一枝箭作了一反常态的使用，反倒遏止了追兵，死里逃生，真正是大勇中含有大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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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陈国蓄多，断其易攻

陈国是一个毗邻楚国的小国。《吕氏春秋？似顺篇》和《说苑？权谋》记述说，楚庄王准备进攻陈国，派人前去察看陈国之情，使者回来汇报说：“陈国不能攻打。”庄王问及原因，使者回答说：“陈国城墙很高，河池很深，粮草积蓄很多。”楚庄王说：“陈国可以攻打。陈国只是一个小国，但储备却很多。储备多就说明赋税很重，赋税重则百姓怨恨君主；城墙高，河池深，说明民力已经疲惫。”于是楚庄王领兵攻陈，终于攻取了陈国。

楚国想攻打陈国，需要知道陈国的战争防御能力，但当了解到陈国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实情后，楚国对陈国的防御能力产生了截然相反的两种估计：一种认为陈国的战争防御力极高，难以攻打；一种认为其防御力极弱，易于攻打。按说前一种估计是符合事物逻辑的，但楚庄王坚持按后一种估计去行事，竟然获得了事实上的成功，事情的结果促使人们对此进行深刻的思考。

城高、池深、蓄多是战争防御中重要的物质条件，对此谁也不能否认，但战争的防御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民心的和顺，这一条件在战争之前难于充分暴露，且缺乏可资衡量的客观指标，因而常被人们忽视，但就战争的本质讲，它比前一种条件更为重要。楚国所以对陈国的战争防御能力做出了两种相反的估计，就是因为侦探的使者仅仅看到了前一种物质条件，忽视了后一种条件，而楚庄王则更注重于其民心的和顺状况，他从陈国城高池深和蓄多的实情中判断出了其百姓负担的苛重，预料到了民心的不顺，他的估计更能抓住战争的本质，因而能经得起战争实践的检验。

楚庄王之后约三百年的思想家孟轲为此尖锐指出：“固国不以山溪之险”，认为在战争中“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孟轲是立足于更一般的意义上谈论战争诸条件的比较，其思想和楚庄王是相通的。

一个国家可能不需要战争的进攻，但任何国家都需要战争的防御。楚庄王的分析从反面告诫人们，战争的防御需要物质条件，但战争的防御的重点应在于促使民心的和顺，且不可以伤害民心为代价而强求换取超过国力负荷的某种物质条件。人们应该常常注意一种事物反面因素的存在和作用。

楚庄王：臣不超己，退朝而忧

战国时的吴起一度在魏武侯手下为臣。《吴子？图国》和《新序？杂事》中记载，魏武侯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武侯退朝后面有喜色，吴起于是对他讲了春秋霸主楚庄王的一件事情。

楚庄王曾经与群臣谋划事情，群臣都赶不上他，他退朝后面露忧色。大臣申公问他为何面有忧色，楚庄王回答说：“我曾听说，每一世代都有圣人，每一国家都有贤才。能得到圣贤为师的人，才能为王；能得到圣贤为友的人，才能称霸。现在我本人才能不高，群臣反而没有能赶上我的，楚国恐怕危险啦！”

讲完这一事情，吴起接着对魏武侯说：“在楚庄王感到担忧的地方，您却很喜悦，我私下感到不安。”魏武侯于是面露惭愧之色。

君主和臣下都是所谓“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语）的人物，客观上总有一个才能的高下比较。除特殊情况外，一般说来，或者是君主的才能高些，或者是臣下的才能高些。在君主才能高于臣下才能的时候，魏武侯一类君主感到非常得意，而楚庄王一类君主却感到非常忧虑，这两种不同的心境反映着两类君主不同的认识观。

在魏武侯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衬托出了自己才智的高超，正好表明了君主所以成为君主的理所当然性。这种情况不仅满足了他自矜自尊的心理需要，而且使他免除了对臣下恃才谋篡的担忧，因而他感到庆幸。但在楚庄王看来，当臣下赶不上自己的时候，正好表明了自己身边人才的缺乏，表明了国家的空虚，这种情况满足不了他称霸天下的客观需要，甚至还可能危及自己国家的生存，因而他感到焦虑不安。两种相反的认识看来都有各自得以成立的理由。

魏武侯和楚庄王都是一国之君，把君主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关系中去考察，人们就会发现，君主这一社会角色的成功与否，关键是看他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否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此，高明的君主总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毫不转移地投放于国家事业上，国家事业的长足发展才是他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从这一角度来审查，魏武侯的认识观背离了君主的角色要求，他追求的仅是一种较低层次的心理需要；而楚庄王的认识观则具有明显的优越性。正是在这里，才见了两位君主才智的高下，而这种高下也已得到了历史的证实。

事实上，君主和臣下具有不同的社会角色，社会对他们双方有着不同的要求。君主所应有的才能，主要不在于对具体事情的谋划，而在于调动和裁定群臣的谋划。一个君主，如果他拥有才能出众的臣下，并且善于驾驭臣下，他所追求的事业就有无限的生机。

魏武侯在具体事情的谋划上也许真的比群臣高明些，但他仅仅看到了个人才智高明的一面，却未看到手下人才缺乏的一面，表现了一位君主个人注意力的偏差，吴起以楚王的事情相提醒，他转喜为愧，表明了他尚未失掉知错而悔的君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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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庄王：谎称“神箭”，诈言稳军

《左传’？宣公四年》记载了楚庄王在危急关头编造假言以安定军心的计策。庄王执政时，令尹斗越椒反叛，庄王率领军队，与斗越椒战于皋浒之地，他亲自出战，击鼓督军。斗越椒远远望见，弯弓射来一箭，那箭飞过车辕，穿过鼓架，扎于铜钲之上。庄王急令避箭时，斗越椒射来第二箭，这枝箭飞过车辕，穿透了车盖。庄王军队在一片惊慌气氛中退却。休战后，士兵们拔下斗越椒射来的两枝箭观看，但见其特别长大，锋利无比，见之者个个吐舌。庄王见士卒对斗越椒的“神箭”很恐惧，于是心生一计，他让夜间巡视军队的人对大家说：“我们的先君文王当年攻克息国，得到了三枝这样的利箭，越椒偷去了两枝，已经全用完了。”士兵们听到这话，才放下心来。第二天庄王军队奋勇杀敌，击败了斗越椒。

斗越椒的“神箭”给庄王军队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恐惧，以至于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军心浮动，为了安定军心，以利再战，必须消除“神箭”的恶劣影响。庄王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并不否认“神箭”的存在，因为这是人们所共见的事实，矢口否认，反有欺军之嫌，然而，庄王在承认“神箭”的时候，机智地将“箭手”和“箭样”暗中分开，他闭口不提箭手斗越棚箭艺的厉害，却大谈箭样的来路不凡。他把“神箭”之“神”归于箭样的非同寻常，暗中抵销了斗越椒的超常箭艺，消除了兵士对叛臣的迷信和恐惧；不仅如此，庄王故意传言说斗越椒只盗得两枝箭样，这就等于明白地告知士兵：叛臣手中已用完了最厉害的武器，他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楚庄王在与叛臣战场较量的紧迫之时编造谎言，一时稳定了军心，然而，这一急智在后面留着一个极危险的暗洞：如果在此后的两军交锋中斗越椒再射来同样的一二枝箭，庄王的谎言就会完全“露馅”，这样，非但士兵的恐惧心理会重新产生、更加严重，而且士兵们会确认庄王对他们进行了欺骗，进而会失去对庄王的信任，事情肯定会发展到难以收拾的地步。杜绝这一险洞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不给斗越椒造成再次射箭的机会；在他再次放箭之前彻底结束战斗。庄王的急智的确稳定了军心，但同时也把自己逼到没有回旋的困境。英武的楚庄王第二天“鼓而进之”，消灭了斗越椒，自然会有出奇制胜的高招，可惜没有史载，今人不得而知，只有《列国志》中“养由基箭射斗越椒”的演绎故事供人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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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由基：巧防神攻，箭射越椒（1）

春秋时楚国有一著名的神箭手养由基，《左传？成公十六年》对其高超的箭艺略有所记，《列国志》第五十一回描写了养由基与叛将斗越椒赌射并取胜的用艺之智。

斗越椒曾以两枝神箭震惊了楚王的军士，他也是一位有名的箭手。当楚王的平叛之军和斗越椒隔河相对时，楚王军中的小将养由基提出与斗越椒较射赌胜，两人约定各向对方射三箭，且不准移动躲闪。斗越椒欺养由基为无名之辈，遂提出由自己先射，欲将对手先行致死。斗越椒第一箭射来时，养由基用弓梢一拨，箭落于水中；第二箭射来时，养由基将身子一蹲，箭从头顶而过。斗越椒不准养由基这样躲闪，说定后射来第三枝箭，养由基两脚站定，并不移动，箭到之时，张开大口，刚刚将箭镞咬住。

轮到养由基射时，他提出只用一箭。养由基取箭在手，拉动弓弦，斗越椒听得弦响，将身子往左一闪，哪知养由基只是虚拉弓弦，并未放箭。养由基二次虚扣弓弦，只见斗越椒往右去闪，乘其闪身之时，养由基发出箭矢，正中斗越椒之首，斗越椒命丧黄泉。

养由基的赌射取胜实际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防御，第二阶段是进攻。在第一阶段上，养由基的中心任务是保护自己，防止对手进攻的伤害，他连续采取了拨箭、下蹲和咬镞的方式，使对手的三次进攻连告失败。养由基的三种防御措施各具特点，互不重复，均出斗越椒之预料，表现了他极高的防射技能。在第二阶段的进攻上，养由基以假象迷惑对手，他虚弦惊敌，令其防守而观其防守动静，在对手二次处于避箭防守的静态时，实发一箭，结果了对手性命。

养由基的较射是一种技能智用的比赛，从军事战术角度看，养由基在防御阶段上采取的是三种不同的应敌策略：第一次，他用中途“阻击”的方式粉碎敌人的进攻；第二次，他在敌人发出进攻之后，迅速转移受攻目标，使敌之进攻扑空；第三次，他凭借过硬的本领使受攻目标自我防卫。三次防御方式不同，都达到了保护自我的目的。值得提及的有两点：一是养由基的三次防卫虽然方式不同，但都遵守了赌射的约定条件，未作移动，他是在一定的条件之内选择防卫方式的；二是养由基的防卫形式多样、变化莫测，既使斗越椒难以预料和提防，从而极大地提高了防卫的有效性；，同时又借此向对手显示了自己的箭艺和手段，对对手起到一种心理威慑作用。

在进攻阶段上，养由基虚张声势，佯示攻击，以此调动敌人，探测其虚实，当敌人处于他自我感觉的最佳防御位置、再也没有其他防范的准备时，养由基出其不意地突然攻击，乘敌无备时一攻取胜，致敌于死地。

养由基在这次较射赌胜中体现出的军事攻守策略与《孙子兵法》中的许多原则是相吻合的，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孙子兵法》将军事战术分为进攻和防御两个方面，进而提出：“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故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虚实篇》）《孙子》在这里是把军事攻守的成功完全建立在对敌人智谋取胜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对敌人攻守的成功首先在于智谋上的取胜，进而指出：“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形篇》）主张作战者先要严密防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捕捉时机、发动进攻，以战胜敌人。《孙子》认为：“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形篇》）防守时要让敌人莫测虚实；进攻时要让敌人猝不及防，这样自会达到保存自己、战胜敌人的目的。养由基的较射防攻之策是完全符合这些原则的。

第二，对于防守，《孙子兵法》讲：“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九变篇》）兵法主张防守时不要把希望寄托在敌人不来进攻的侥幸心理上，而要自己作好充分准备，寄希望于自己难被制胜的强大实力上。养由基深知斗越椒箭艺的厉害，他谨慎防卫，一方面用“实而备之，强而避之”（《计篇》）的基本防御策略避免敌人的攻击伤害；另一方面又用“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势篇》）的原则，灵活地选取各种防御手段，使敌人难以预料。

养由基：巧防神攻，箭射越椒（2）

第三，对于进攻，兵法要求“避实而击虚”，认为“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虚实篇》）。养由基和斗越椒初次交锋，难知对手防守的虚实，于是他以佯动示形的方式调动敌人，探测对手的防御规律。兵法云：“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势篇》）如何调动敌人，探其虚实，兵法提示人们说：“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虚实篇》）主张用挑动、示伪和角量等方式探测敌人。按此要求，养由基用虚扣弓弦的方式调动敌人，使其显形于己。摸清敌人的防守规律后，养由基本着“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虚实篇》）的原则，猝然发矢放箭，收到了“攻其所不戒”（《九地篇》）的理想进攻效果。

养由基较射的胜利启示人们，取得某种技能较赛的胜利，首先要依靠自己该项技艺的高超，人们应该常常注力于自己某项技艺的培养和提高，以此去和对手决胜，而不应该把决胜的希望寄托于技艺之外；同时，某项技能的较赛还有赖于智谋的指导和配合，人们在自己技能培训的同时，还应着力于谋略思想的锻炼和提高。技能和智谋是人生克敌制胜的两个必要法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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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相者：以交相人，命运粗断

《新序？杂事》记叙说，楚国有一个善于相人的人，他因对人断语正确，、从无差失而闻名于国中。楚庄王见了他，询问他相人的奥秘，那人回答说：“我并非能相人，只是能观察人的交友。一个平民百姓，如果他结交的都是遵守孝悌、忠厚谨慎的人，那这人必定家财日增，一生平安，这就是所谓吉祥之人。一个做官为臣的人，如果他结交的都是诚信之人，好行善事，那这人就会不断长选，官运亨通，这就是所谓吉祥之士。一个君主，如果身边的多为忠诚之士，敢于直率地劝谏君主，那必然国家安稳、君主尊荣、天下富裕，这就是所谓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