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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2页）

“我那位和几个东正教极端分子八卦了一个小时，就因为他们和他一样，是波士顿来的！”

我知道这个同伴是个语言纯洁主义者，调侃他说：“我想你趁机纠正了一下自己的口音吧？”

这次他们的抗议就跟大合唱似的。我手忙脚乱，没办法稳住任何一个。随他们去了。

“陪他们去那边根本行不通！他们完全不懂，那些敢死队员晃来晃去不是爱钱，也不是为了毒品和爱国。是根深蒂固的仇恨。那些阿拉伯人，没有一个是能被爱心感化的！你去和他们说清楚……他们太轻率了……他们恨不得和每一个人亲密无间地聊天，他们甚至能把巴勒斯坦警察叫过来提一打问题。我们受够了，我们叫停的频率就跟交通警察似的……他们不能渴着……他们每顿都要吃牛排或者汉堡……他们的口音真可怕……这帮美国人什么都不懂！我们到处无所顾忌，也无意收敛。”

我等着他们平静下来，等着他们自己闭嘴，可他们怒气未消。同伴们看着我，目光闪烁。我明白他们还有话没说出来。我问：“还有什么？”

军衔最高的那个扫视了一圈，寻求到同伴的支持后，他重重地往前走了一步。有点迟疑。

“你知道吗，那个小队长安东，穿得很好的那个大头娃娃？”

“安东又怎么了？”

“下午回来的时候，我们带他们去参观了电脑房。你知道，这是日程上有安排的。”

“没错，我看过，由人领着参观‘情报处’。然后呢？”

“然后安东说，你的电脑是破烂狗屎，他用它什么也干不了。”

“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见了嘛。”

我应该控制自己，我应该强迫自己正确对待，就像听刚才他们抱怨时一个样。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是有点‘破烂’……怎么说也是旧了点……”

他们看着我，有点泄气。我想，我的外交礼仪已经表现得比较充分了。

“够了！这个穿着500美元衣服的家伙！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忍无可忍了！”

副官像个孩子似的重新活跃起来，继续报告：“他说，‘瞧它发出来的这噪音和热气，这哪里是什么电脑，这是散热器呢’！”

“让他们见鬼去吧，和他们闪闪发亮的手表、衣服一起见鬼去吧！明天，我们把他们丢到巴勒斯坦人那边不管了。”

我们真这么干了。丢起来也不容易，他们太好识别了，那些勇敢的人——不管是以色列军人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总是飞快地追上来，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朋友”一起走。在这点上倒是步调一致。傍晚的时候，趁他们专心致志听一个能说一口好英语的阿拉伯人历数1948年以来的悲惨处境时，我们终于逃之夭夭，自己回了总部。不用说，当天晚上我因为这不负责任的行为而被骂了一顿。我早料到了，这是该付的代价。

“你怎么敢？”指挥官说我几乎酿成外交风波，“把他们丢在巴勒斯坦人的地盘上，孤零零的周围都是满怀仇恨的阿拉伯人，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自然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们就在哨卡旁边。士兵都看着他们呢。大太阳的，他们不会看不见美国人身上‘材质特殊的衣服’。”

例行公事地斥责了一通之后，指挥官向我宣布，我们被正式取消了余下的培训。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我转身对着他，心情有点复杂：“晚上他们到底怎么从雷马拉回来的？”

他告诉我：“阿拉伯人不愿意留他们，开车把他们又送回到哨所。”

“两百米外那个吗？他们就不能自己找回去？”

“不管怎么着，他们都是由你负责的，”指挥官目光阴沉地提醒我，然后示意我马上出去，与此同时他耸耸肩，脸上闪过一丝暧昧的笑意。

几个月后，我们受到安东和他同伴寄来的一张贺卡。是寄给大家的，上面只有几句预先印好的套话，署上名。信封上，在打印的大写的收信人地址下面，能看到一行小写的字，用括弧括起来了，“不友好”。

这天早上，我被通知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有医生，大头儿们——乌里也在其中——还有小头头们，包括我的“顶头上司”指挥官。一如既往，他还是在我的Krav　Maga训练问题上纠缠不清。

他声称：“我们应该重新考虑一下她的问题。特殊待遇已经让整个队伍很不安定。”

另外一个指挥官附和到：“是该换种处理方式了。”他担心影响自己带的小队。

有人建议：“如果我们给她一个‘职务’让她自己去干呢？”

接下来，就是要给我带的小队一个名字，以和其他小队区分开来。问题是我的队员都没练过Krav　Maga。我试着告诉他们，说安排起来并不难，但头头们不想开此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