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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部分（第1页）

他们怀疑1950年代知青典型的存在，更普遍的是怀疑上山下乡运动的伟大理想。

这种宣传并没有影响到当局继续具体解决抗议者的部分问题。北京市政府成立了一个干部“小组”，专责研究仍滞留在市外的知青们的困难。仍滞留在接待地区的老知青经常提出一个要求：准许他们的子女回到他们的原居城市读书上学，因为学校的水平一般都比外省小市镇的要高得多。北京成立的那个小组就说明首都是第一个接受知青这种要求的大城市。1988年10月15日起，北京市准许每户可以为一个既未婚又未就业的子女调回户口，唯一条件是要有一名近亲（祖父母，外祖父母，姨姑叔舅等）在市内作为监护人。1989年上海及天津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随后浙江与湖北的一些城市也作了相应的安排。至1993年年底，有21。4万名知青的子女得益于这项政策，其中上海办回11。6万人，北京办回4。69万人，天津办回4。65万人。所有的这些子女都获得入学或者工作安排＇　顾洪章等，《始末》，页215。＇。在1986…1990年间，北京干部“小组”还直接接纳了200多名原知青返回北京。此外，在1986…1994年间，特别是在1990年之后，首都劳动人事部门共批准了31663名老知青回京＇　《北京省志…劳动志》，页52。1990年突然加速批准回城要求，这应该是北京市政府在1989年六四屠城事件后想改变形象的一种表现。＇，其中包括山西省的大部分北京知青＇　与一群老知青的访谈记录，2000年8月5日于北京。＇。必须指出的是，有些知青因为不同的理由而没有获得准许在1980年代期间返城，但他们之中有很多是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生活在原居城市。所以，到1989年，名义上留在黑龙江农场的老北京知青只剩下3900名（最初一共有大约10万名）。然而事实上，他们之中许多人都住在北京，但没有户口。根据一项调查，某农场理论上应该有178名知青，可只有82名是真的在那儿，在另一个，53名中只有23名是常驻农场的。留在当地的知青比率可能只有1。5％＇　杜鸿林，《风潮荡落》，页420。＇。

如何计算插队知青的工龄

上山下乡运动留下了诸多后遗症，其中插队知青的工龄问题的处理在1980年代初期令人不满，也引起很大争论＇　有关这个问题，见顾洪章等，《始末》，页206…212。＇。在当年，工龄直接影响职工的日常生活，决不可忽视：工资级别主要由工龄来决定，连分配住房，子女入托儿所的名额，等等，都与工龄有关。从国营或军垦农场回来的知青工龄的计算法在1975年就已经通过。1978年，在江西，因病或家庭困难从农场回城的知青工龄也准许计算，以前他们得不到这个待遇。这项措施1980年在全国实行＇　《劳动政策法规全书》，第二册，页371…372。＇。1980年9月，在5届人大第3次会议期间，多位人大代表建议通过法例来改正对待在城市就业的原插队知青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事实上，与下放农场的知青相反，插队知青在农村度过的时日一概不予考虑，不算工龄。这种歧视在1979年11月的那次40％的工资调整中表露无遗＇　《人民日报》1980年9月27日第二版。＇。劳动人事部培训就业局在1982年就提议所有知青的劳动时间都应该计算在工龄之内。但某些省市害怕经济负担太重，用了种种借口抵制合理的计算。一直等到1985年4月胡耀邦出来表示要强制实施这项措施＇　一位在农村待了14年的湖南老知青写了一封信给胡耀邦，这才使胡在1982年底决定接受新的工龄计算方法；见《文摘》2004年2月6日，页2。＇。1985年6月28日劳动人事部颁布23号通知，才把该措施作为法例定规下来，按新精神确定工龄后，一切工资福利待遇照新计算的工龄对待，但这次调整没有追溯效力，过去的，就不再算老账。决定中一些比较特别的措施如何实施，由地方劳动局自己掌握，但直至1986年夏季很多地区还没有即时公布清晰详细的规章条文，一份上海报纸还需要回答读者提出来的有关问题。在上海，不管知青在农村的工作是什么，也不管接待单位是哪一类，规章能使他们全体都受益于这项措施。除了那些在下乡期间曾经被判入狱的，狱中时间不可计算工龄，只能从他们重新开始工作之日算起。至于那些被判劳动教养的，只计算教养期以前及以后的时间＇　《文汇报》1986年6月18日第二版。＇。工龄计算影响工资增长，一般来说，在农村劳动过一年，月薪可增加0。50元，就是说一个有10年农村劳动工龄的知青每个月可多得5。00元人民币＇　与X。　Z。　的访谈记录，1986年6月20日。＇。

这项措施即便不能根本上改善有关知青的生活，但是具有象征意义的重要性。从经济角度看，那是一笔不可小看的数，因为牵涉到150万人。在那个时候，从全国来讲还有5％的知青没有返回原居城市，为数80万左右＇　与冯兰瑞的访谈记录，1985年8月24日。＇。后来，他们之中一大部分想回城的也逐渐成功地离开了农村，也有一些没能走成的。极少数的知青融入了接待地区，并不准备离开返城。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政策的演变反映出政府内部两个主要派别的不同观念。像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些务实派的大管家们，他们的观点是建构在下乡运动能带来的真正或假设的经济效益基础上；而那些由最高统帅毛控制的革命空想主义者们则强调政治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功用。然而，虽然两派之间时起冲突，但在捍卫下乡运动的政策上倒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任何一派表示过反对。直至1970年代末期仍是如此。那些刚刚打败了新毛派分子的实用主义者是举双手赞成以温和的方式继续推行下乡运动的，得等到经济以及人口条件成熟，才可中止。然而，运动是在就业问题非常严重的时期突然中断的。这说明下乡运动的命运并不仅仅由政府内部的两大派的意志来决定，社会上在这方面的反应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此可以看出，为了了解这场波澜壮阔的社会运动，重要的是研究千百万涉及在内的年青人如何在运动中沉浮，以及由该运动激起的抵制抗争的形式与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