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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句什么话？我把下巴放在膝上，困惑地看着我面前这个男人，他那深沉的表情、成熟的思想以及忧郁的眼神，都引起我内心一种难言而特殊的感情。他会掌握不住自己的方向盘吗？他爱着一个比他小二十几岁的女孩吗？他无法向女孩的父母开口吗？他为这个而痛苦樵憔悴吗？我瞪视着他，是的，他相当憔悴，那痛苦的眼神里有着烧灼般的热情，这使我心中酸酸楚楚地绞动起来。

他望着我，忽然恢复了意识。

“为什么用这种眼光看我？”他温柔地说，“你在想些什么？又在研究我吗？”

“是的，”我点点头，“你们都那么奇怪，那么一——难读。”我想起第一次见到他，曾经讨论每个人都是一本难读的书。

“你想写作？”他问，“我好像听凌风谈过。”

“我想，不过我写不出来。”

“写些什么？”他淡淡地问，不很热心的样子。“现在写作很时髦，尤其，你可以写些意识流的东西，把文字反复组合，弄得难懂一点，奇怪一点，再多几次重复就行了。”

我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谈写作使我高兴。

“你看得很多，一定的。”我说，“我不想写别人不懂的东西，文字是表达思想的工具，假如我写出来的东西只有我自己懂，那么连起码的表达思想都没做到，我还写什么呢？所以，我宁愿我的小说平易近人，而不要艰涩难懂，我不知道为什么目前许多青年要新潮，新得连自己也不了解，这岂不失去写作的意义？”

韦白坐正了身子，他眼睛里有一丝感兴趣的光。

“你知道症结所在吗？咏薇？”他静静地说，“现在许多青年都很苦闷，出路问题、婚姻问题、升学问题……使很多青年彷徨挣扎，而有迷失的心情，于是，这一代就成为迷失的一代。有些青年是真的迷失，有些为了要迷失而迷失，结果，文学作品也急于表现这种迷失，最后就真的迷失得毫无方向。”他微笑地望着我，诚恳地说，“假如你真想致力于写作，希望你不迷失，清清醒醒地睁开眼睛，你才能认清这个世界。”

“我希望我是清醒的，”我说，“你认为——真正的好作品是曲高和寡的吗？”

他深思了一会儿。

“我不认为白居易的诗比黄庭坚的坏，但白居易的诗是村妪老妇都能看懂的，后者的诗却很少有人看得懂。《红楼梦》脍炙人口，没人敢说它不好，但它也相当通俗。不过，格调高而欣赏的人少，这也是实情，所以，文艺是没有一把标准尺可以量的，唯一能评定一本作品的价值的，不是读者，也不是文艺批评家，而是时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就是好作品。坏的作品，不用人攻击谩骂，时间自然会淘汰它。身为一个作家，不必去管别人的批评和攻击，只要能忠于自己，能对自己的作品负责任就行了。”

“你否定了文艺批评，”我说，“我以为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读者去选择他们的读物。”

“我并不否定文艺批评，”韦白笑笑，认真地说，“但是，当一个文艺批评家非常难，首先要有高度的文艺欣赏能力，其次要客观而没有偏见，前者还容易，要做到后者就不太简单，那么，有偏见的文艺批评怎会帮助读者？何况，这是一个充满戾气的时代，许多人由于苦闷而想骂人，很多就借文艺批评来达到骂人的目的，徒然混淆了读者的看法，弄得根本无从选择。读者不知道选择哪一位作者，作者也不知道选择什么写作方向。这样，文艺批评就完全失去了价值。读者通常都会去选择他所喜欢的作家和读物，他能接受多少是他自己的问题，并不需要人帮助。”

我有些困惑。

“我并不完全同意你，韦校长。”

“我是说我们台湾的文艺批评很难建立，在我看来，文艺批评只能说是批评家对某篇文章的看法而已，可供读者作参考，不能作准绳。”

我比较了解他一些了，用手支着颐，我说：

“你认为写作时该把人性赤裸裸地写出来吗？”

“这在于你自己了，”他注视我。“先说说你觉得人性是怎样的？”

“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有美，也有丑。不过，我认为美好的一面比丑恶的一面多。”

“就这样写吧！”他说，“你认为多的一面多写，你认为少的一面少写。”

“你认为呢？”我热心地望着他，“你比我成熟，你比我经历得多，你认为人性是怎样的？”

他拾起我肩上的一片落叶，那片落叶尖端带着微红，叶片是黄绿色，边缘被虫咬了一个缺口，缺口四周是一圈褐色的滚边。他把玩着那片叶子，沉思有顷，然后，他把落叶放在我的裙子上，低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