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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我离席的时候，宴会还非常漫长。领我到这里来的两位女干事已经走了。我在门外的空地上踱来踱去。黄书记走出来，关心地问我：“吃饱了没有？”

“饱了。”

他回到酒席中，转眼间又出来，身边多了一位小个子青年。

小伙子名叫徐国文，镇宣传委员，黄书记派他来陪我。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他说。”黄书记跟我握了握手，进去了。宴会还在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呢。

徐国文推出一辆自行车，小心地问我：“来长涂有什么打算？”

“我想跟渔民出海。”

“出海？看他们捕鱼？”

“是啊。”

“海上风浪很大，你吃不消。”

“我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渔船大都是钢质渔轮，出次海一般要半个多月，遇上大风浪就难说了。”

半个月？这倒是个问题。我问：“没有其他渔船吗？”

“有小木船，就在附近海域作业。不过这样的小船不多，船主大都是老渔民。”

“能找到他们吗？”

“要到码头上去等，等一天，也许两天，然后再跟他们商量。”

没想到会这么棘手。徐国文说：

“我们回镇里，先找个地方住下，然后再想办法。”

他摇摇晃晃地上了自行车。我在后面小跑一阵，正准备跃上书包架，他却停了下来。

“你还是等一等，坐吉普车回去吧，他们吃好饭就开车走。”他说。他大概是不好意思让我坐在自行车的书包架上。

等了很久，车里的人才到齐。可以开车了。从农场到镇里，烟屁股那么长的一段路，眨眼间就到了。

镇政府驻地在倭井潭村。倭井潭，又叫平倭井，是一口二十米见方的水潭。从镇政府出发，沿着“老街”东行一百米，然后向北拐进一条泥泞的小路，前行不久就可以看见那口水潭，像位老妪坐在一片低缓的山坡下。水潭被一道两米高的墙围成正方形，在水潭的南边，修筑着两口方井，井沿被绳索磨得光光的。井底的水与水潭相通，所以这里既是井，又是潭。

相传明嘉靖年间，倭寇受戚继光打击，从海上逃至长涂岛，霸占了这口久旱不干的水潭，直至两年以后，被杀上岛来的戚家军剿灭。当地百姓从此把水潭称作平倭井，并在井旁立一石碑，上书“抗倭碑”三字，石碑在七十年代毁于内乱，现在人们看到的是后来重修的。

在定海就听说长涂岛有一种奇特的糕点，叫倭井潭硬糕，原是渔民出海捕鱼时充饥的干粮，现在已成为有趣的土特产。倭井潭曾经开办过好几家硬糕厂，如今只剩几处硬糕作坊，其中最正宗的是“老万顺”硬糕店。这一天的午后，我跟随着徐国文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找到了它。

“老万顺”硬糕店主人叫林玉扬，是一位厚道的老汉，他的祖先一百五十年前为了生计从浙江黄岩迁徙到岛上，一齐带来的是祖传的硬糕手艺。林玉扬是第五代。1985年，他给自己的硬糕店挂上了“老万顺”的招牌，但是这时硬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从八十年代开始，海里的鱼越捕越少，渔民的船越开越远，出海的时间越来越长，木帆船被钢质渔轮代替，硬糕不再是渔民的粮食，代之的是更为新鲜可口的食物。倭井潭硬糕已成为过去岁月的回忆，一种笨重、价格低廉的纪念品。

这是一个古朴的家庭作坊，屋檐低矮，分前后两个小开间。前开间里，两米多高的烘灶依墙而筑，灶前堆着煤块和烘筛。我进门的时候，男女主人正在后开间忙碌着，男主人林玉扬在和粉，女主人一次次麻利地把和好的粉盛进糕框里，用竹刀压实、削平，切成一般大小的小方块。四周的墙壁上，挂着沙筛、糕筷等各种工具。地上放着几只大缸，盛着白糖、花生粉、糯米粉。另一侧垒着一箱箱做好的硬糕。主人用印有“老万顺硬糕”字样的白纸把五块硬糕扎成一封，然后按照每封九角的价格出售给二道贩子，利润相当微薄。老夫妻在作坊里日夜劳作，每隔一段时间坐轮船去宁波选购原料，再乘长途汽车去黄岩购进竹筛——在黄岩，硬糕已经绝迹，但是还留着做硬糕的工具——一年下来，大概可以赚万把块的辛苦钱吧。

老汉有两个儿子，在小岛上开服装店。服装店生意冷清，但是孩子宁可闲着，也不愿呆在作坊里，更不愿出海捕鱼去。老汉一心想教儿子学做硬糕，但是儿子没兴趣。有户人家送孩子过来，想出钱学这门手艺，老汉想了想，回绝了。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啊。”老人说。对硬糕，他有一种固执的虔诚，因为它是祖传的，是一门养活了几代人的手艺。这门手艺将要在他这一代失传。他做的活精巧而熟练，身上有着祖宗传给他的执拗的气力。

临走时，我买了三十余封硬糕，从中取出一块，放进嘴巴里狠命地咬，咬了半天它仍纹丝不动，像一块又冷又硬的石头。后来我终于听见嘴巴里发出“咯嘣”一声，然后两排牙齿开始发麻。不好，可能牙齿崩掉了。仔细检查才发现牙齿尚完好，那块被我咬湿了的硬糕，出现了一道小小的、几乎看不见的口子。

整个下午，黄书记都在开会。徐国文去看望他生病住院的母亲。我独自跑到码头，寻找徐国文所说的那种小木船。

码头上空空荡荡的。海风在轻轻吹着，浑浊的海水在轻轻地拍打着码头。这是一个非常细长的港口，紧紧地夹在两座岛屿——大长涂岛和小长涂岛——之间。海面上看不见一艘渔船。

“怎么看不见渔船？”我问一个卖硬糕的小贩。

“都出去捕鱼啦。”他说。

“傍晚回来吗？”我问。

“没的准。”

我在一个系缆绳的大铁桩上坐下。来了一艘小客轮，下了几百个乘客。码头变得喧闹起来，但是小客轮很快就开走了，码头也恢复了平静。海面上再也看不到船只。天快黑的时候，我怏怏地回到了旅馆的房间。

傍晚，黄书记打电话过来，让我去吃晚饭。县里的一干人还在，包括那位头面人物。晚宴依然热闹而漫长。我仍然早早退席，独自来到街上。

风从海上刮过来，冷而潮湿。七点多一点，街上就已寂寥无比。行人很少。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在街旁追逐着，很快就消失在街角不见了。沿街的店铺大都关着。从一间美发室射出来的灯光照亮了狭窄的路面。饭馆的门大都开着，但是很少有顾客，有位上了年岁、打扮香艳的老板娘倚在门口，慢腾腾地嗑着瓜子。在群建路和文卫路的交叉口摆着许多水果摊，但是很久都无人光顾。风很大，淹没了所有的声音。

我迎着风，一直步行到码头。码头很黑，分不清哪里是海，哪里是陆地，你只能感觉到那片又厚又稠的黑暗，像一堵墙挡在前边。我注视着黑暗中的大海，慢慢地发现了一处光亮。我朝它走近，发觉那里停着一艘轮船，柔和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