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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2页）

不错，医生在性的范围内确实享有某些特权，他们甚至可以检查病人的性器官——虽然在东方国家这是不允许的，而且已有一些理想主义的改革家（你知道我想到的是谁）对这种特权进行过抨击。

不过你首先想要知道的是，在分析中情况是否如此，为什么必须如此。我的回答是：一点不错，正是如此。

而且必须如此，首先是因为精神分析学是完全建立在彻底坦率的基础上的。

譬如说，某些经济问题对于一般公民——即便不是竞争者或税务员——往往是保密的，但是在特定情况下，这些问题也可以同样详尽、坦率地进行讨论。我不想辩驳，事实上我自己将有力地强调——这种必须坦率的义务也使分析者承担了重大的道德责任。其次是因为在神经症的起因和致病因素中，来自性生活的因素起着极其重要的、支配性的、也许甚至是独特的作用。

精神分析除了紧紧抓住自己的题材，即抓住患者所提供的材料之外，还能做些什么呢？分析者从来不把患者引诱到性的话题上去。

他也不会事先对患者说：“我们将要谈论你性生活中的隐私！”

他允许患者愿意从哪儿开始讲就从哪儿开始讲，并且一言不发地等着患者自己触及到性方面的问题。我曾经不断地提醒我的弟子们：“我们的反对者们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总有一天会遇到性的因素根本不起作用的病例。

我们应该小心，千万不要故意把性的因素引进我们的分析中，以致破坏发现这样一个病例的机会。“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中间还没有一个人遇到过这样的好运。

我当然明白，我对性欲的见解已经成为——不论是否公认如此——别人对精神分析产生敌意的最强大的动力。这能动摇我们的信心的吗？不，这仅仅向我们表明，我们的整个文明生活具有多么严重的神经症性质。因为正常人的行为与神经症患者的行为好像并无多大区别。记得当初精神分析在德国的知识界面临严峻考验的时候（今天的情况已经平静多了），有一个人曾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独特的权威，因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甚至允许他的患者随便说话（显然是出于诊断的目的）并检验分析者的主张是否正确。

“但是，”

此人接着说道，“要是他们开始谈论起性的问题，我立刻让他们住嘴。”

你对这样一种示范方法怎么看呢？

有意思的是，当时知识界竟对这位发言人报以热烈的鼓掌，却不是因为此人的无稽之谈而感到羞愧。

那么，这位发言人为什么会如此缺乏逻辑思维呢？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当时人们普遍怀有的偏见意识为这种言论提供了战胜一切的保证。

几年之后，有几个当时一直追随我的人终于屈服于把人类社会从性欲的枷锁中解脱出来的需要。其中有一位解释说，性生活根本不意味着性欲，而是意味着某种别的东西，某种抽象、神秘的东西。另一位竟宣称，性生活仅仅是人们竭力把他们对于权力和统治地位的迫切需求付诸行动的领域之一。

这些人赢得了许多喝采声，至少一时是如此。

“这一次我倒想冒昧赞同这种观点。在我看来，认为性欲不是生命有机体的一种自然、原始的需求，而是其他某种东西的表现形式，这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见解。

我们只需要以动物为例就一清二楚了。“

这也没有什么区别。

任何胡乱凑成的东西，只要做个广告把它说成是能够制服那可怕的性欲优势的解毒药，我们的社会便总会心甘情愿地吞咽下去。

而且，坦率地说，你所流露的对于性因素在神经症起因中起到如此重大作用的见解的厌恶，在我看来似乎并不符合你作为一个“公正的人”所应承担的任务。难道你不害怕这种厌恶之情会干扰你的客观判断吗？

“听你这样说我感到很遗憾。

你对我的信赖似乎已开始动摇。但是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选择别人来充当你所需要的‘公正的人’呢？“

因为别人的想法也不会同你的想法有什么区别。而假如这个人从一开始就已认识到性生活的重要性，那么每一个人都会大声惊呼：“哟，这可不是一个‘公正的人’，他是你的支持者！”

不，根本不是要放弃能够影响你的观点的期望。

然而我不得不承认，据我看来，这个情况同我们前面探讨过的情况并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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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们所进行的心理学讨论来说，你相信不相信我的观点是无关紧要的，只要你能认识到我们所探讨的是纯粹心理学的问题就行。

但是现在我们所谈论的是性欲问题，我还是希望你能领悟到你的最强烈的反对动机恰恰说是你与其他那么多人共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敌意。

“可我毕竟没有那种使你建立起不可动摇的信念的经验呀。”

说得好。现在我可以继续讲下去了。性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给人以刺激的东西，它也是一个严肃的科学问题。

这个问题中有许多新奇的东西需要了解，有许多奇怪的现象有待解释。

我刚才还对你说过，分析工作必须回溯患者童年时代的初期阶段，因为起决定作用的压抑是在那时、亦即自我还很脆弱的时期发生的。

可是，童年时代肯定没有性生活吗？

性生活肯定只是在青春期开始的吗？

恰恰相反。

我们必须了解，性本能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