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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此外，王英楷、陆建章（1879…1918）、李纯（1867…1920）、田中玉（1869…1935）、杨善德（1873…1919）、王占元（1861…1934）、鲍贵卿（1867…1934）、田文烈（1858…1924）、陈光远、何宗莲、李长泰、钟麟同、刘承恩、邱开浩、商德全、王汝贤、张永成、吴金彪、马龙标、梁华殿等等，都分别担任帮统、领官、哨官、哨长以及督操营务处稽查先锋官或教习。

三、袁世凯一向以淮军的后继人自视。他一面笼络武备学堂学生，一面广为招纳淮军旧将，表示自己延揽人才，新旧并重，一视同仁。他留用了定武军中的旧将龚友元、孟恩远。又“访求赋闲老将”多人，如姜桂题、任永清、张勋等，都委以重任。姜桂题（1838…1921），字翰卿，安徽亳州人，行伍出身，曾隶袁甲三部镇压捻军。甲午战争时任总兵，以失守旅顺被革职，仍留宋庆军中效力。袁把他招至新建陆军，任步队左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在徐世昌未到小站前，袁外出时，就由他代理军务。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原在宋庆军中不得意，投奔袁以后，即被派充工程营统带，后又为行营中军（相当于督练处的总务长）。袁曾通令全军表扬他“忠勇朴勤，谙练营务”。＇5＇龚友元，安徽合肥人，以军功保至记名提督，为新建陆军右翼翼长兼第一营统带。任永清，字裕庵，安徽蒙城人，从1863年至1870年在河南镇压捻军，是袁世凯先人的旧部，由军功历保至记名提督。甲午战前统带淮军胜字左军各营。战后遣撤，即投新建陆军，为马队第一营统带。此外，袁世凯还请求李鸿章、宋庆和聂士成等推荐了一些淮军“人才”，如阮忠枢（1867…1917）、王怀庆、言敦源（1869…1932）等。由于阮忠枢是李鸿章荐举而来，袁世凯非常重用。阮字斗瞻，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军将领家庭。1889年中举。李鸿章以其“武阀能文，极加器重”，先后派他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汉文总教习，北洋军械局总方案。1895年底由李鸿章推荐入袁幕。“入幕未几，大倚任之，新军军制饷章文牍机务咸出其手”。＇6＇袁保他的考语是所谓“才长心细，学博识优”。＇7＇1908年初，阮忠枢简放顺天府尹，抱怨说：“一岁所入五百两，仅抵幕中一月薪金。”袁极力劝慰，并照常致送幕金。阮忠枢、言敦源等都是袁的重要参谋人员。

综观上述，可见新建陆军的将弁几乎全部出身于淮军行伍或北洋武备学堂，就是袁的“家兵家将”也都与淮军血肉相联。所以人们称其为“淮军余孽”是很确切的。而且，从组织上看，新建陆军与淮军一脉相承，仍旧保留着淮军的基本特点。如将弁都由袁个人选募而来，官禄的予夺由袁的喜怒而定。这样将弁对朝廷的忠心很自然地就转移到袁的身上，一切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形成“半私人性质”的军队。他们和袁之间的关系不是一般公务上的，而是带有封建人身依附性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依附关系大都越来越深。此后，在袁世凯权力膨胀的过程中，他们都青云直上，取得高官厚禄。袁世凯就是以这帮小站将弁为核心，结成一个封建的军事集团。而且由于封建专制制度危机的加深，这个军事集团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以致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里都取得特权或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了典型的封建军阀政治，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历史发展已经证明，清末军队的腐败无能，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本身腐朽的一种反映。因此，若不从根本上改革社会制度，那末一支崭新的国防军队就不可能单独地建立起来。

注释：

①徐珂：《大受堂札记》，卷4，页4。

②张瑞桢、张镇芳：《修竹斋诗文集》，卷2，页21。又《袁世凯家书》（原件），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③《刘永庆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故宫档案。

④袁世凯：《请优恤吴长纯折》，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故宫军机处军务人事档。

⑤《吴凤岭履历单》，宣统三年五月。

⑥《雷震春履历单》，宣统元年。

⑦《江朝宗履历单》，宣统三年。

⑧见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

⑨张一：《心太平室集》，卷4，页14。

⑩荣禄：《为尊旨查明督练新建陆军道员袁世凯被参各节据实复奏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一日。故宫军机处批奏折档。

＇1＇《段祺瑞呈报三代履历表》，光绪三十三年，军机处清册1668号。

＇2＇同⑨，页15。

＇3＇尚秉和：《德威上将军正定王公行状》。

＇4＇《张怀芝履历单》，光绪二十九年。

＇5＇袁世凯：《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2，页44。

＇6＇吴生：《北江先生集》，卷9。页32。

＇7＇《阮忠枢讣文》（未刊）。

控制士兵的办法

在新建陆军中，袁世凯是具有无限权力的统治者。镇压和欺骗是他维持自己统治地位的两种手段。

袁世凯“酷慕古之申商”（申不害、商鞅），喜欢使用“恩威并济”的一套权术。他定出各种“条规”、“章程”，如《兵丁驻扎营内暂行章程》、《操场暂行章程》和《行军暂行章程》等，命令士兵遵守，并经常亲自检查。对严格执行者，或记功赏银，或提升；对违章者，即加以惩办，如打军棍、插耳箭示众、罚扣薪水等等。他又以湘军的军律为蓝本，吸收了德国军律的精神，定出《简明军律二十条》，“刊发各营，使兵丁皆得持诵，并遴派执法营务处秉公纠查”。①简明军律中有十八条斩罪，都是针对士兵的。如：“有意违抗军令及凌辱本管长官者斩”：“头目战死，本棚兵丁并无伤亡者，悉斩以殉”。他最怕士兵秘密结社，特别规定：“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②对对付不堪受压迫的逃兵，他又制定了《查拿逃兵法》，规定于小站附近各道口隘派员设卡，专门捕抓逃兵，每拿到一名，赏银二十两。逃兵被抓回，都“以军法从严惩办”，非杀即打。袁还常常集合全军处决逃兵，杀一儆百。

袁世凯懂得要牢固地控制士兵，单有严刑峻法是不够的，还需要从精神上进行麻痹和毒害，使“兵丁各存一不屑犯法之心”，“临阵亦各能争先效命”。③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袁世凯提出了他所谓的“训兵”政策。

针对“兵丁多不识字”的特点，袁世凯经常颁发“训词”，要各级军官召集士兵训话，他还网罗一批封建文人，炮制种种口诀和歌谣，如《劝兵歌》、《对兵歌》、《行军歌》等等，命令士兵背诵，“熟习于口，牢记于心”。“训词”和“歌词”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封建统治者的利益捏造出来的。例如：为使士兵效忠朝廷，袁在一篇“训词”中说：“历代抽丁征戍，而本朝无之，外国编民入伍，而中国无之，国恩厚矣。尔之祖若宗，食毛践土，沐浴深仁厚泽，垂数百年，乃尔之身，优游太平，自顶至踵，何莫非朝廷所赐……今肯应募而来，坐食厚饷矣，不知效忠，何以对尔祖父？……古人一饭之惠，终身不忘，受国厚恩，讵止一饭？且尔果有功，必有一功之赏，尔果有劳，必有一劳之酬，国不负尔，尔何负国？夫犬马之贱，尚知报主，人不如物，尔又何甘？”接着又威吓说：“苟或不忠，甘自暴弃，大义一亏，神明共鉴，宪典即可幸免，天理亦断难容。”④

为使士兵俯首帖耳地任其驱使，袁世凯又说：“营内设官，皆所以统摄尔也，平居事之，宜如子弟之敬父兄，临事卫之，应如手足之卫头目……上下有礼，斯为有制之师”，“能儆官，斯能用命，能用命，斯能效忠”。袁还用“宿命论”鼓动士兵为他卖命。他说：“人之生死，皆由命数……尔等战阵之时，须持定见，谓命由天赋，敌何能为？弹雨枪林，视若无睹，且前进者未必即死，后退者必有严诛，与其死于法而贻笑于人，曷若死于敌而流芳于世。”⑤等等。

袁世凯所编的《劝兵歌》，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士兵进行政治灌输的内容，照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