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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部分（第4页）

灵、佛罗伦萨、罗马和阿姆斯特丹等地派驻总督导官。中央集权化没有向前

推进得很远。各郡守因为并不只是听命于富歇，所以能保留自己的职权。各

参政官和督导官都直接与皇帝通信联系，巴黎警察厅长杜布瓦（1811　年由帕

斯基埃继任）也都如此。宪兵队有自己的长官，和警察相互竞争；1808　年下

卢瓦尔郡的郡守指出：他们自命“是武装的法官，负责监视所有的文官”。

在皇帝的心目中，理想的制度是对任何一个有相当影响的人物都有一份包括

最近情况的案卷。富歇已经编制了一份舒安分子的名单；拿破仑想制订一份

全帝国的“个人表现和德行的统计资料”。他了解很多情况，但并非能洞察

一切；郡守们本来最可以向他提供有关私人生活的情况，可是他们一般都很

谨慎。告密者和拉瓦莱特的书信检查局依然是收集情报的主要手段。

警察局更为可怕，因为他们可以任意拘留，私设公堂；除了监狱之外，

警察局还利用疯人院。诗人德索盖斯因为在1804　年曾擅自发表了一首著名的

讽刺短诗（“是的，伟大的拿破仑——一条伟大的变色龙”），圣路易的一

名住院实习医生富尔因为在1804　年12　月5　日颁发鹰徽时曾高呼：“不自由，

毋宁死！”两人都被当作疯子而监禁起来。全国人人自危，而军需供应商拉

萨尔不但已被皇帝取缔买卖，而且还不经审判就被捕下狱。即使一旦被释放，

事情也并未了结：很多人被指定住所并受到监视。最后，1810　年3　月3　日的

一个敕令恢复了“国家监狱”，并规定监禁必须根据大法官，即司法大臣和

警务大臣的提议，由枢密委员会下令执行；但实际上是很少去征求他们的意

见。在拿破仑的眼里，行政拘留不仅是用来扼杀反抗力量，而且当陪审团受

到恫吓或缺少法律上的证据时，还要用来惩罚违反普通法的罪行。难怪人们

说到“政治犯”，无不谈虎色变，对于警察无法无天、滥用职权，也是看得

清楚无误的。下卢瓦尔郡郡守指责宪兵进行欺诈、勒索甚至谋杀的行为，他

宣称：人们对宪兵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很难提出证据来反对他们”。郡

守们自己对有势力人物的要求也只得让步，　1808　年，旧军官德斯皮努

瓦·德·圣吕克准将只根据市长，即他自己的债务人的口头命令就在索姆郡

被捕。因此，1810　年的敕令指令对各监狱每年进行一次检查。但并不是所有

的监狱都受到检查，而皇帝也只审阅一部分案卷；1811　年，在被提出审核的

八百一十个犯人中，皇帝释放了一百四十五人；1812　年，在三百一十四人中

释放了二十九人；1814　年估计有二千五百名囚犯。至于元老院负责维护个人

自由的委员会，它并不主动要求调阅囚犯的名单，而只是在接到请愿书后才

进行干预；1804　年，委员会在一百一十六名请愿者中使四十四人获得了释

放；富歇的消极抵抗很快就使委员会感到沮丧。总之，从1800　年到1814　年

法国生活在嫌疑犯法律①的制度下；但是拿破仑注意在执行时不要扩大化，他

明白恐怖如果只打击一小部分人就不会引起反对，而且也不会因此而影响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