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23部分（第1页）

国人寿，成为其实施银行战略以来最大的挫折之一。

平安之版图中，未来3～10年，银行和资产管理业务将成为平安新的利润增长点；未来5～15年，消费信贷、年金、健康险、第三方资产管理等业务将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汇丰的客户平均从汇丰购买4。9个产品，花旗是6。7个，汇丰单一客户的平均利润1629元，而平安的（增长）空间还是比较大。”

平安综合金融的协同效益也开始显现。2004年到2005年，平安寿险交叉销售平安产险8。73亿元和13。38亿元。同期，平安产险交叉销售平安寿险5。40亿元和2。52亿元。

但是，究竟要不要综合化，H股上市之时，平安亦无数次被专业投资者问及，全球已经不流行综合金融了，平安为何还要做？

马明哲对之曰，“国情、司情和做法”，“公司已经拥有庞大的客户群、销售渠道，并建立良好后台，拥有了成本和品牌的优势”。

天下大事，从合至分，再至于合，中国的保险业经历一个轮回。面对混业，乃至更为摩登的称谓“综合经营”的趋势，一个横跨分业监管鸿沟的超级监管呼之欲出。

1998年，英国以及日本将国内金融业的多个监管者合并为超级监管机构后，丹麦、冰岛、韩国、挪威、瑞典和德国等国也纷纷开始效仿此种单一金融监管模式。2008年，华尔街深陷次贷危机，握有更大权力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美联储，FED），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金融业的超级监管者。

就中国市场，2006年也曾讨论，中国将建立一个规格高于一行三会（央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和财政部门的“金融监管协调委员会”的计划。

车险费改生死劫

2001年10月1日，全国车险市场产品费率改革试点正式启动，改革突破口选在广东省（包括深圳）。

和中国其他商品价格改革类似，中国商业保险产品和费率的管理经历了从无监管，至严格监管，再到逐步放松监管，之后可能又部分收紧的过程。

时值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夜，选择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广东，监管层显然受到“春天的故事”的影响，期望拉动一场全国性变革。由于机动车辆保险在整个财产险中占有极大比例，也是各家财险公司利润的主要来源，车险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国内之车险改革也选择了先试点、后推广的渐进式改革策略。

保监会的决心很大：“我国将在广东省进行机动车辆保险（简称车险）费率改革试点，车险费率由保险公司自主制订、监管部门审查备案。即从10月1日起，广东省的同一家保险公司，在不同城市可以实行不同的车险费率。在同一城市，各保险公司也可以实行不同的费率标准。”

但是，中国的产业发展常常陷入一个“怪圈”：一放就乱，一收就死。2001年试点，2003年正式推广的车险费率市场化没能逃脱这个魔咒。

新进广东市场的华泰保险打响了车险降价的第一枪。2001年12月18日，就此拉开了持续半年之久的车险价格大战。华泰的方案是：将市场车险客户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车险费率一律调低至55％；第二类是事业单位、银行系统（均系国有企业）等单位自用车辆则下调至35％；第三类是个人用车等非营运车辆则下浮25％，出租车等营运车辆费率不变。

但是，出人意料的是，大幅降价并没有吸引保户蜂拥而至。业务量反而下降了10％，保费收入下降50％。其中的原因在于车险的客户其实是掌握在中介渠道手上的，华泰的折扣表面上让客户得利，其实是让中介受损，显然中介不会把业务“卖”给华泰。

吃了大亏的华泰，后来在掌门人王梓木的带领下，洗心革面，远离赌博，远离车险，专心投资实业，略有小成。

掌握客户资源的中介成为中国车险行业的一个“寄生虫”，他们挟市场以令公司，吃拿卡要，拖欠保费，提供虚假信息（应收账款问题和客户资料失真是埋藏在车险经营中的“两大毒丸”，但是这鲜为外界知晓），甚至内外勾结，理赔时跑冒滴漏，但是只买保单的保险公司却不得不低头，长期以来无力改变现状，直到各家公司被迫加强电话直销的渠道才略有改观。

一家专业车险公司的高管曾经开玩笑，车险就好像中国的“哥德巴赫猜想”，谁能破解，谁就能获得诺贝尔奖。

广东试点之时，一边是华泰的明折；另外一边其他公司表面上没有参与打折，但都加大了“回扣”的比例，打起了暗折。

明争暗斗，剑拔弩张，一场血雨腥风的价格大战拉开了帷幕。6折、5折、3折、最后打到了2。8折。市场用“割肉”、“出血”、“自杀”来形容2002年初广东市场的车险价格战。

深圳市场也不例外。

车险费率放开后，情况就比较混乱，车主购买车险曾经一周一个价。有时是9折优惠，有时是7折，有时是5折，最低曾经达到过2。8折，莫衷一是。

2。8折的车险是否能够赢利，显然不能。粗略估计，车险综合赔付率平均在45％～60％左右，税收总计大致为6。5％，保险公司平均费用率大致为15％左右，车险代理手续费低水平估计平均15％～20％左右，剩下的即为最大的折扣空间。

费率市场化之后，车险行业逼近全行业亏损的危险境地。同时，2001、2002年受银行汽车信贷的支持，新车新手大量上路，风险集中爆发，这成为压垮中国车险行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全行业亏损成为挥之不去的艰难宿命。人保财险上市之后，第二年就交出了不及格的成绩单，皆拜车险亏损所赐。

和彩电业的价格不同的是，保险的亏损会在一段时间内被隐蔽，产生一种可怕的“假赢利”幻觉，这种幻觉使得保险公司在价格战中异常“勇猛”。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虽然每个月需要支付一大笔理赔费用，但只要所收入的现金高于理赔费用，它仍然会打价格战，饮鸩止渴，并以此恶性循环。

亏损的风险惊动了高层。

保险公司和行业协会想到了所谓商品行业的“价格同盟”来应对愈演愈烈的价格战。

从彩电业到空调业，从电脑业到民航业……中国的企业都曾经先后有过价格同盟的经历，但其结果却总是差强人意，或者不了了之。

链接：保险价格同盟的“囚徒困境”

《中国保险报》报道，当年短短的六个月里，广东车险五次价格同盟，五次均因内部出现“叛徒”而告吹——谁叛变，谁得益；早叛变，早得益。

极端的情况下，下午缔结同盟，晚上修改政策。“囚徒困境”成为车险价格同盟挥之不去的魔咒。

价格同盟不行，各公司又搞起了《自律公约》，其核心条款是：保险公司给予中介的手续费将不超过保费的15％；将组成“广州地区车辆保险协调领导小组”，统一协调和研究机动车辆保险业务中各种违规、违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现象和行为。

但是，《自律公约》也没能管住市场。

价格同盟和自律公约均落空，但是广东车险改革事关全局，监管部门不得不出手。2002年7、8两个月，深圳、广东、成都、北京等地保监办携手出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