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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分（第2页）

七千个怎么样，

十万个为什么。

吉百龄，又译为吉卜林。约瑟夫·拉迪亚德·吉卜林，英国短篇小说大师，诗人，190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吉百龄1865年生于印度孟买，他父亲是艺术学校的校长、艺术家，巴基斯坦拉合尔博物馆馆长。在印度的经历，使吉百龄熟悉印度的自然风光和民间传说。后来，他移居美国，开始发表关于印度的《丛林之书》、《丛林之书续集》等作品。

伊林从吉百龄的诗句中，选用《十万个为什么》作书名——尽管书里的为什么并没有“十万个”。在俄语中，“十万”——“一百个千”，用来形容多。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本小书，大约只有五万多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一套丛书。

《十万个为什么》编辑组共五人，即曹燕芳、黄廷元、张伯文、洪祖年、潘勋照。其中主要是曹燕芳，一个人负责数、理、化三册。其余几位在当时是新手。

在编辑工作中，走了一段弯路：最初请了一批中学教师撰稿，那些“为什么”写得像教科书，枯燥干巴。于是，编辑们只得推倒重来，物色文笔生动的作者……

王国忠对我说：

“你的第一本书稿《碳的一家》，属于化学，所以是由曹燕芳看的。她看了以后，认为不错。她交给我。我也以为文笔很好，就决定采用。问了一下，才知道你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自从《碳的一家》出版之后，就看中了你，又约你参加写《科学技术新成就》、《农业科学新成就》以及《揭开科学之谜》等书。同时还约你写《十万个为什么》。你写了化学分册。接着，又约你写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分册。”

我手头有《十万个为什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版本，上面标明的第一次印数并不多，五千册而已。这表明，《十万个为什么》在出版之初，一开始并没有被看好。

要知道，我的第一本书《碳的一家》在1960年2月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时，第一次印刷就印了两万册。

《十万个为什么》初版五册，从1961年4月开始发行，与广大读者一见面，当即引起轰动效应，成为畅销书，连连加印！

《人民日报》发表陈原先生的书评，指出：

“近来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了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讲的是通俗科技知识。书凡五卷，不胫而走，可知人们多么想获得更多的科学常识了。”

陈原用“不胫而走”四个字来形容《十万个为什么》的畅销，《解放日报》则以书店里“踊跃购买”、图书馆里“出借一空”来形容这套书如何受人欢迎。

《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后，《中国青年报》等许多报刊纷纷转载，各省、市出版社租型翻印，成为当时印刷量最大的畅销书。初版本在短短的两三年间，竟然印行了五百八十多万册！

幸亏当时还没有盗版。不然，《十万个为什么》的盗版本定然充斥市场。

《十万个为什么》为什么能够一炮打响？

这是因为《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题目林林总总，来自生活和生产，来自读者身边，读之十分亲切；内容广泛，无所不谈；每篇文章短小精悍，说古道今，趣味盎然。这套书以“大众化的、小百科全书式的科普读物”为特色，受到读者欢迎。《十万个为什么》虽然是以少年儿童为主要读者对象，但是，由于写得生动活泼、深入浅出，所以青年读者以至成年人也喜欢这套书。这样，使《十万个为什么》拥有广大的读者群。

《十万个为什么》的成功，还在于“套”字上。《十万个为什么》在策划初版时，就注意到成龙配套的问题。初版分物理、化学、天文气象、农业、生理卫生五册。后来，增加了数学、地质地理、动物三册。1962年12月出齐八册。这时，第一版《十万个为什么》共收1484个“为什么”，105万字。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1）

1962年1月19日，上海《新民晚报》第二版发表记者永义所写的报道《图书的背后》一文，内中有这么一段：

“作者们对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专业知识是精通的，但写法上不一定符合儿童的特点。编辑部就再三讲明要求，多方协助作者。如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编辑部派专人和他谈，帮他修改，花了好几个月时间。后来这位作者一个人就　一百多个题目，成为本书作者中写得最多的一个。”

报道中提及的“北京大学化学系的一位作者”，就是我。报道中提及的“这位作者一个人就写了100多个题目”，仅指化学分册，而不是全书。

这是我第一次见诸于报道。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自从《十万个为什么》出版以后，我几乎很少主动向报刊投稿了，因为很多报刊编辑部从《十万个为什么》上知道了我，纷纷向我约稿。我应付约稿已经忙不过来了。我的文章发表在《中国青年》、《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北京晚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重要报刊上。我还在《安徽日报》上开专栏。

《十万个为什么》成了我的成名作，我的人生命运也从此和《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

为了写《十万个为什么》，我曾生了一场大病……

北京大学是全国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当时，提出要培养“金字塔型”的人才。也就是说，要求学生的知识结构像金字塔那样，底座很大，在坚实而宽广的基础上“拔尖”。我入学时还是五年制，后来改为六年制，其目的就是为了打好“金字塔型”的底座。正因为这样，北京大学的学业是够重的。《十万个为什么》是我的“学余创作”。沉重的功课加上繁重的写作，我处于超负荷的状态。况且那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连饭都吃不饱。每月能吃到一回水煮的黄豆，算是“改善生活”了。就连高教部部长杨秀峰视察北京大学那天，学生们伙食得以改善，也不过是每人增加一个水煮鸡蛋而已！

我差一点累垮了。我的体质不错，平常很少生病，以病历卡上保持空白为荣。可是在写《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有一回我突然连续发起高烧来，不得不住进北京大学医院。经诊断，我患急性肺炎。一星期后出院，仍咳嗽不已。经医生透视，我因肺炎引发了肺结核。

记得，医生劝我退学休养。我仍坚持上学。我住进了北京大学传染病“隔离”宿舍，那里住着肺结核与肝炎患者。每天清早和病友们在草地上打太极拳，傍晚则做气功。吃饭在专门的隔离食堂，售菜窗口上方分别写着“肺”与“肝”字，意即供肺结核以及肝炎患者的专用。

所幸那时《十万个为什么》已写得差不多。在初版五册出版后，写后面三册时，我就不参与了。

我的命运与《十万个为什么》紧相连（2）

经过一年的治疗，我的肺病终于结束了“浸润期”，我又忙于写作了，写出了《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