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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6部分（第1页）

，由上至下，只能起到换汤不换药的效果。还有人认为，由下至上，就不是改革而是革命。在我看来，改草的动力不在我们这些决策者的手中，而在广大的国手中。”

顾卫民朝冉王元庆看了过去，似乎没有明白王元庆的意思。

“半个世纪前，我们搞改革的目的是什么？是广大老百姓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王元庆灭掉烟头，说道，“老百姓的需要，就是改革的根本动力。现在老百姓需要什么？不再是简单的物质生活，而是成为国家主人翁的精神需求。换句话说，老百姓需要的是参与国家事务，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些需要是什么？毫无疑问，这是老百姓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是由普通的社会劳动者转变为国家公民的根本性变化。谁都知道，蚂蚁是群体性最强的生物，但是人不是蚂蚁，人也不能通过生物激素控制其他人，人更不可能只为了生存与繁衍后代付出一切。人与动物的区别，就是人天生具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拥有主宰自身命运的权利。在广西工作的时候我就认识到，我们不缺乏卓越人才、不缺乏勤奋的劳动者、更不缺乏积极向上的精神，我们缺少的，只是让千千万万国民按照自身的意愿参与社会劳动的基础。这个基础是什么？就是老百姓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是老百姓在国家活动中发挥作用的条件！”

“公民意识。”顾卫民用4个字总结了王元庆这番话的意思。

“对，就是公民意识。”王元庆长出口气，喝了两口茶，说道：“十年前，也许绝大部分国民还不具备公民意识，可是现在，几乎所有国民都认识到不但有交纳赋税的义务，还年参与国家活动的权利。不管谁坐在统治者的位置上，只能顺应民意，背离民意的，迟早会被民众推翻。老百姓有了公民意识，我们就要跟上时代步伐，满足老百姓的需求，让更多的人发挥积极贡献。”

“元首，你的意思，通过公民意识推动政冶改革？”

王元庆点了点头，说道：“方法我想了很多，但是想来想去，觉得只有一个办法可行。

“什么办法？”顾卫民立即问了出来。”由下至上，从根本上改变代表大会制度，让更多的公民参政议政。”王元庆又拿起一根香烟，点上抽了两口，说道，“直到现在，我才明白纪老当初的意图，也万分佩服纪老的长远眼光。与纪老相比，我们的眼界都差了许多。纪老已经为我们打下了基础，让我们能够在适当的时候改变代表大会制度。”

，怎么改？”顾卫民没有王元庆这么乐观。

作为前任国务院总理，顾卫民更擅长处理具体事务，而不是战略谋划。

在他看来，改革本身不是问题，推出几项改革方案也不是问题，难的是如何落实改革方案，如何保证改革不在执行如过程中变味。

“这就是我请你留下来的原因。”

顾卫民愣了一下，随即苦笑着摇了摇头。

说了大半天，王元庆才带入主要话题。顾卫艮也不得不佩服王元庆的口才，至少在说服别人的能力上，王元庆不比纪佑国差。

卷八　百年积怨　第140章　千秋功业

让焦魃山换了2杯茶，王元庆与顾卫民谈到了主要话题。

“代表夫会制度”是共和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除了掌握最高立法权的全体代表大会之外，还有各级地方代表大会。

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优秀的一面与不良的一面。

“代表大会制度”优弄的一面是，在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内，保证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让共和国在建国后的艰难时期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从无到有的建立了包括核能、电子、钢铁、化工在内的工业基础，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与共和国几乎同时建国的印度，因为没能在建国初期打下重工业基础，数十年来，一直没有能够迈入工业国的门槛，至今仍然是三流国家。

“代表大会制度”不良的一面是，国家的权力高度集中，导致政府职权无限扩大，限制了民间力量的发展与进步。虽然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受到束缚的民营生产力，为国家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政治对经济的影响不可纸估，政治层面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迟早要出问题。随着经济实力增长、特别是民营经济的飞速发展，政治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非常显著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数十年来，共和国领袖没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原因非常复杂。

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共和国老百姓的“公民意识”。

“公民”这个概念来自西方，与共和国传统上的“人民”、“居民”、“国民”有根本上的区别。真正的“公民”是具有社会责任感，愿意为社会做贡献，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渴望获得社会权利的民众。

“公民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共和国推行政治改革的时间。

毫无疑问，没有公民意识，政治改革不可能获得成功。

在广西干了5年，王元庆把这个问题看得非常清楚。

政治改革的动力不可能来自“统治阶层”。共和国的政治制度决定了，统治阶层是社会的既得利益阶层，作为掌握了绝大部分社会资源与全部国家权力的利益集团，没有任何人愿意放弃已经得到的利益与手中的权力，也就不会积极支持政治改革，甚至会想方设法破坏政治改革。

能够为政治改革提供动力的，只有希望获得更多利益的民众。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自私性”决定了每个人都希望获得更多的好处。不管是经济上的好处、还是政治上的好处，谁都不愿意成为别人剥削的对象。问题是，民众渴望获得利益的根本动力不是来自低下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共和国。作为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中华文明能够延续5000年，没有像其他古老文明那样被新生文明征服与消灭，除了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与农耕时代的先进劳动力之外，中华民族“逆来顺受”的传统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简单的话说，只要吃得起饭，没人愿意‘自上粱山’。毫无疑问，民众对国家过于低下的要求、甚至是毫无要求，不可能成为推动改革的主要力量。只有当民众得到更加幸福美满的生活、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权力，也就是当民众产生了“公民意识”的时候，才会积极主动的推进政治改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使共和国民众产生“公民意识”的是一项来自美国的技术。

网络的全面普及，使世界进入了“信息时代”。对那些不愿意放弃已得利益与手中大权的人来说，没有任何办法从根本上阻止由网络带来的新思潮。道理很简单，如果利用权力全面封杀网络，共和国将重蹈覆辙，走上“闭关锁国”的老路，再次沦落为被西方国家任意宰害的“东亚病夫”，不仅纪佑国、赵润东与王元庆这样的国家领袖不会同意，千千万万的中华民族儿女也不会同意。

半岛战争之后，共和国国内对战争意义的大讨论，充分显示了“公民意识”的觉醒。

当时，还是国家副元首的王元庆力排众议，说服赵润东，让民众自发讨论，只要不危害国家根本利益，就不要阻止民众的言论。由此可见，半岛战争之后，王元庆就已经产生了政治改革的想法。

不得不承认，纪佑国看得比谁都远。

离任前，纪佑国推行的几项法案，都在为后面的政治改革打基础。

到王元庆执政的时候，政治改革既是必须，又是必然。更重要的是，纪佑国通过实际行动，为后面的领袖指明了政治改革的方向。

国民产生“公民意识”，必然让国民参与国家政治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