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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当时，顾祝同有两个任务，首先是“黄河归故”——抗战期间，蒋介石扒开了花园口，决口的黄河水在河南、安徽和江苏形成了千里黄泛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就计划重新合龙花园口，使黄河恢复故道、让灾民回归家园。

这件事从民生角度来讲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关键在于军事上。

黄河改道，原先的河道就断流了。抗战期间，八路军在干涸的故道附近建立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而现在，一旦河水“归故”，这个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势必将被分隔在黄河两岸，从而在军事上产生极大的影响。所以，这项工程从“国共和谈”到“全面进攻”时期都没有能够办成，一直拖到“重点进攻”的47年3月才最终得以实现。（因此，换个角度来看，刘邓大军于1947年的雨季离开根据地、挺进大别山，除了战略上的主动选择之外，其实也有受“黄河归故”影响的被迫无奈）

“徐州陆总”的第二项任务是对山东发动“重点进攻”。这件事，一开始干得也不错。

在当时，顾祝同的手下真可谓是兵强马壮——二十四个整编师、四十五万大军，其中还包括了“五大主力”中的整74师、整11师和第五军——这么多的精锐主力集中在一起，采取“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策略，呈纵深梯次向前攻击，解放军一时还真没有办法对付。

很快，临沂、泰安等战略要地相继被国军攻占，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被打通，南京的火车终于可以开到北平了。

而就在这时候，又从西北传来了一个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3月19日，胡宗南部占领延安！

说起来，进攻延安的事情差一点就与伞兵有关系。

47年春节过后，伞兵总队抽调五个战斗队（加强连）的一千一百多人秘密集中、准备对延安实施空降突袭。部队先是在南京进行伞降训练，然后又转到西安郊区进行地面模拟，并针对不同情况拟定了数套作战方案，目的是在地面兵团接近目标的同时，迅速控制延安机场（机场是乘车离开延安的必经之地），并对杨家岭、王家坪等重点目标实施攻击。

3月15日，各项工作准备就绪，配合行动的运输机和轰炸机部队也已经到位。可到了18号，地面部队逼近延安的时候，胡宗南只是命令轰炸机起飞作战，却没有让伞兵出动，特种部队最后无功而返，于3月底回到了南京。

这次行动夭折的原因，西安绥靖公署的解释是“走漏了风声，延安方面已经有所察觉”——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从《汪东兴日记》上看，当时，解放军在延安机场挖了壕沟、布置了警戒部队——但值得一提的是，直到18号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依然坚持在王家坪，而且，毛泽东主席最后还是经飞机场撤退的，真是够有胆魄！

当时，伞兵的行动计划十分保密，甚至连参谋处的人都不知道其中的内情，蔡智诚当然也就更无从知晓。从济南回来以后，他立刻被派到三青团的工作队、参与对付“闹事”的学生。

帮三青团干活属于“特务工作”，可以领取“特别费”，但这笔外快其实并不好挣，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学生们的情绪又很激动，稍微有点良心的军警都会感到左右为难、无从下手。

整个三月份，“蔡特务”都在为了沈崇的事情和别人吵来吵去，直到美国强奸犯皮尔逊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大学生才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谁知道，四月中旬，学生们又开始上街游行了，这回的抗议主题换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甚至连大学教师也参加了进来，还打出一个很有名的横幅——“教授教授，越教越瘦”。

“反饥饿”运动是内战期间国统区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为成功的民主风潮，因此被毛泽东同志称为“有利的敌后战线”。这场运动最初发端于47年4月，正式爆发于47年5月，并一直持续到了1948年底，运动的主力军始终是全国各大学的师生。

大学师生们为什么要带头闹事呢？算一笔帐就明白了。

以南京的“国立中央大学”为例。47年4月，该大学普通教员（助教）的月薪为100万法币（蔡中尉此时的军饷为60万法币），这笔钱如果全部用来买米，可购糙米400斤，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六百元；如用来买肉，可买猪肉100斤，相当于人民币一千元；但若是用来购买黄金，即便按照47年“黄金浪潮”的黑市最高价，也可换得纯金55克，相当于今天的一万元。由此可见，物价上涨，主要是体现在基本生活物资方面，物价高的情况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内战，战争的兵员需求使农村劳动力匮乏，战争的破坏又使农田荒芜，造成粮食产量下降。战争阻断了城乡之间的交通，使农副产品无法进入城市市场，随着战局的恶化，基本生活品的价格也就越来越高。

这样的物价对有钱人的影响不大，肉价再高也触动不到富翁的神经；军政人员也觉得无所谓，因为在军队里吃饭是不花钱的；甚至某些市民在短时间内也有办法，因为只要胆子大一点，多到乡下去跑几趟，就能够买到比较便宜的粮食。真正难以承受压力的是社会工薪阶层和大学的师生们。

1947年，“中央大学”的学费是每学期二十五万元法币，政府每个月发给学生八万元生活费。在3月份以前，大学生依靠国家补贴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可现在却不行了，随着粮油价格上涨，4月份的伙食费需要十万元（同期，北大47年夏季的学生伙食费为14万元，更高），这样一来，学生们到了月底就要饿肚子了。

单身汉的大学生吃不饱，需要养家糊口的教授也不得不为了柴米油盐而精打细算。虽然政府向大学教员低价供应美国糖果、牛奶和面粉，但教授们都知道那是嗟来之食，既不能保证长久也不符合道德规范（比如，朱自清先生就坚决不领美国食品），解决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必须停止内战。

于是，一场新的民主运动形成了。抗议者提出了十几项要求，有的比较天真（比如要求“将教育投入提升到国家总预算的15％”），有的却合情合理（比如要求提高教师待遇，要求学生的生活补贴费用随物价水平上调）。刚开始的时候，游行队伍还只是在街上转一转、喊喊口号，并没有惹出什么大乱子，可到了5月份，局面却突然发生了恶化。

5月18日，南京政府出台了《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禁止10人以上的请愿、罢课和示威。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学生们的情绪反而更加激动起来，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的万名师生齐聚首都，准备到“国民大会堂”举行示威，结果在中山东路遭到军警的野蛮殴打，一百多人被打伤，二十多人被捕，从而引发了历史上的“5。20血案”。

5月20日，游行学生与国民党军警在中山路口争抢高压水龙，随即发生血案。

从这一天起，“5。20运动”就伴随着那首《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席卷全国，运动的口号也在“反饥饿，反内战”之外新增加了一条——“反迫害”。

也就在47年5月20日这天，从山东传来了整编第74师全军覆灭的消息。

内战以来，整74师一直是华东战场的开路先锋，特别是在“重点进攻”的这两个月里，他们更是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其“勇猛善战”的名声已经盖过了骄傲自负的第五军和谨慎保守的整11师，一举成为国军中功绩最为显赫的王牌主力，蒋委员长赞誉他们“代表了革命军人的精神”，甚至认为“只要有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