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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没用多长时间，上官婉儿就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名资深的政客，且“深被信任”，“群臣奏议及天下事皆与之”。大唐初期，一度是武则天为首的女权主宰时代。《新唐书》中载，永昌元年，朗州和松州两地“雌鸡化为雄”。这个风云世界里涌现出一批风云女子，诸如太平公主、韦皇后、安乐公主，一个个都是令须眉为之心惊胆战的人物。武则天的示范作用，迅速培养了一支女权主义的崇拜力量，就连安乐公主也吵着要封为皇太女，希望将来可以像武后一样登基。宫廷女子的参与，使权力的角逐更加激荡变幻，扑朔迷离。上官婉儿成长于这个特定时期，处于权力的核心层，又是各派极力争取的对象，也就注定了她令人担忧的命运。由于武则天和随后的唐中宗的信任与宠爱，加之她又八面玲珑，权力欲望被一点点地激活，迅速推向极致。她在宫外建造了豪华的别墅，甚至可以不经中书省推荐而随意封官赏职，当日夜允，而次日文发。“两朝专美，一日万机”，有二十多年宫廷生涯的她，俨然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

参与权力的角逐毕竟是危险的，致命的。权力如烈药，服之用之，必须慎而又慎。上官婉儿常年疲惫不堪地周旋于皇上、皇后、太子、公主、大臣之间，随着武则天的年老体弱，人到中年的上官婉儿，开始遇到越来越激烈的政治危机。继位的唐中宗给予她的信任远远超出了想象。于是，上官婉儿愈加骄纵，情乱后宫。虽然与情人崔湜的越轨，并没有遭到责罚，但与武则天的内侄、宰相武三思的私通，就不单纯是私人情感世界的事了，她甚至在诏书中常常逾越理智的界限，流露出排李氏、崇武氏的苗头。她的老娘舅曾经谆谆告诫，与武三思、与武家一定要保持适度的距离，将来老李家总归是要算旧账的，她的母亲也提醒过她，可惜上官婉儿已然身陷迷宫，没有听得进去。这个一直有危机感的聪明女子，如菟丝子一般，总想寻找和依赖于强大的力量作为依托，保护自己，而在当时，武三思确也成了她手中的一张重要王牌。借助于皇帝的信任与机警，她在太子李重俊发动的一次政变中（武三思父子被杀，太子追索上官婉儿）化险为夷幸免于难。

她曾一次次在政治的旋涡里游刃有余。但是，当胸济天下、志在必得的李隆基率兵进宫时，所有的陈述与申辩都无济于事了。随着韦后等人的丧命，上官婉儿所有的庇护伞都荡然无存了。除了引颈就戮，她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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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上官婉儿：　摇笔风云生（2）

钢刀之下，上官婉儿的死，结束了一个女性强权的风云时代。

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时隔不久，他便令人收集上官婉儿的诗文，集二十卷，并且令宰相张说亲为作序，以示褒奖文学贡献。这是很少有的举动，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唐玄宗对于文学的尊崇态度和不露痕迹的高明手腕，二是上官婉儿的确文重一时。又过数十年，一个叫吕温的才子，写下了关于上官婉儿的诗意回忆：

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

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

歌阑舞罢闲无事，纵恣优游弄文字。

…………

吟披啸卷终无已，皎皎渊机破研理。

词萦彩翰紫鸾回，思耿寥天碧云起。

…………

——吕温《上官昭容书楼歌》

今天看来，上官婉儿最大的贡献还是在于文学上的主持风雅。她利用政治上的影响，以及接近权力核心的机会，为文学的繁荣做出了贡献。“劝帝侈大书馆，增学士员，引大臣名儒充选”。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意图，修馆纳士，封官拜爵，对于提高文人的社会地位，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又如“当时属辞者，大抵虽浮靡，然所得者皆有可观，婉儿力也”，这样的评价，实事求是地反映了上官婉儿的文学功绩。在那个血雨腥风、政局动荡的年代里，上官婉儿竭力为文学创塑了大量的典型，俨然诗坛领袖，聚集了一大批文学饱识之士。作为诗歌评判者，上官婉儿也自觉地担当了引领者的角色，她那清新婉丽、抒发性灵的诗风，在其祖父“上官体”雕琢痕迹过重的基础上，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样的审美突破和文化指向，为唐诗的前行增色不少，可以这么说，在贞观之治与开元之治两度文化繁荣的中间，上官婉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盛世文化开拓者。她以一副柔弱的肩膀，默默付出，几十年的努力与坚持，其功可表。

权且可以这样认为，一个女子，成长于一个危险的环境，跟随了一个危险的人物，处于一个危险的时期，命运让人悲叹。但上官婉儿以一个诗人的名义许下的“太平辞藻盛”的愿望，在不久的后来，很快实现了。一个百花齐放、群贤共舞的美好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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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王梵志：　白话警世人（1）

王梵志：白话警世人

寻找王梵志，是一个曲折的过程。20世纪初叶中国文化界的精英们，为了寻找到王梵志，颇动了一番脑筋，费了一番周折。

事情还得从晚清年间说起。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的开篇文章里提到，一个叫王圆箓的道士，负责掌管敦煌莫高窟中无法估量的文物宝藏。某一年，手中拮据，恰巧来了一批探险家，穷苦经年的王道士一下子被大把的票子折服，他热情地打开石室，将不可计数的经书画卷贡献出来，极其廉价、毫不心疼地批发给斯坦因等人。而这里面，就有王梵志的诗卷。王道士个人致富的愿望立即实现了！他用这笔意外之财，换取了大量的柴米油盐，添置了新衣裳，过上了愉快幸福的生活。

王道士去世的若干年后，中国学者刘半农先生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埋头抄录了一卷王梵志的诗集，加之胡适、郑振铎等人的研究，使得一位尘封多年的诗人，以及他的三百多首诗，较为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文化的复原，有时是一件痛苦而且艰难的事情。刘半农先生的善举，为中国诗界赢得了宝贵的研究资料。王梵志的白话诗，也得以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从唐到宋，到元，到明，再到清，年代久远，王梵志的声音逐渐微弱。除了传播和流通上的困难，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文化的选择具有时代性，有时还需要有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为之宣讲增色。王梵志的诗曾一度失传，导致今人对于他知之不多。而在千年之前的唐代，王梵志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白话诗僧，“家有梵志诗，生死免入狱”，“白纸书屏风，来客即与谈”，也许随便走进一个普通人家，都可以在墙角案头无意中看到他的诗；或者在几位老叟的谈话中，不经意地听到他们对王梵志诗句的引用，以教育身边的年轻人和小孩子。其诗歌流行的程度，不亚于当今走红的一些作家的小说。在出版业不发达的唐代，这样的诗歌流传，大多靠一些信徒和爱好者的不倦抄写和众口相传。

作为唐初的白话诗僧，王梵志的诗文是独一无二的：

他人骑大马，我独跨驴子。回顾担柴汉，心下较些子。

——王梵志《他人骑大马》

乍一看，不像诗，形式上，又确有诗歌的影子。细细品味，其内里蕴藏着许多的道理。骑马人、跨驴者与担柴汉，三者的生活情境各不相同，而王梵志借此想要说明的，是人与人之间不可比，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而安于现状，寻求自我的心理平衡，才是更为重要的。这样的诗，读起来能叫人会心一笑，若有所悟。

王梵志一生坎坷，命运多舛，后来参透世态，遁入佛门，所以诗如偈语，多是些劝善戒恶的小诗。佛家讲究的是普度众生。王梵志作为一个宗教领域的传道者，他的诗，面向基层民众，适用于芸芸众生，常常是以诗解惑，以诗布道。诸如“鸟饥缘食亡，人能为财死”，“邪谣及妄语，知非总勿作”，“恶事总须弃，善事莫相违”，“结交须择善，非识莫与心”……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