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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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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莫大于心死。这些自杀的人群中，有的是病于己，有的是病于时，但都是心死人死。说到底，人还是脆弱且可怜的，作家尤其神经质，总觉得自己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亦难以和世道人心妥协。作家的自杀，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谁都知道生命的可贵，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有谁敢轻言死事？有谁肯狠心抛别亲人？有谁愿意舍弃这人间无边春色？卢照邻活着，一定是觉得生不如死，所以才毅然决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从《五悲文》和《释疾文》里，透露出他决意了却残生的众多信息，“岁去忧来兮东流水，地久天长兮人共死”，“嗟不容乎此生”，“恩已绝乎斯代”，笔下充满了悲凉、悲愤和悲哀。与亲属诀别之后，他纵身一跃，投入茫茫颍水，委身鱼腹，一死解千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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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骆宾王：　曲项向天歌（1）

骆宾王：曲项向天歌

我崇尚性灵的写作。灵感的火花在刹那间释放的能量，是创者自己也无法估量的。公元626年的一个夏天，一个七岁的孩子，站在池塘边，面对一群戏水的白鹅，而被长辈要求即兴吟咏，他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临池而作的涂鸦小诗，易懂好记，朗朗上口，千百年来一直成为儿童启蒙的阅读范例，拥有超过了十亿甚至更多的读者。

这个孩子叫骆宾王。因为一首小诗，亲戚朋友们众口相传，成为远近闻名的神童。其中有没有父母家人的点拨、老师同学的帮助，不得而知，但这首诗确实被定格为一个七岁孩子的独立作品。在后来的漫长岁月里，乃至到现今，许多望子成龙的家长总会在孩子面前称赞他的天赋文采……中国是个盛产神童的国度，神童也常常被作为标准，成为孩子们喘不过气来的一个精神压力。唐朝的小孩子，有条件的人家，常常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安排其苦读前贤大作，经典文章，虽说囫囵吞枣，狂填猛塞，日久天长，有些慧根的，竟也可在几年之内，做出一两篇像模像样的文字来。三岁看大，七岁看老，从骆宾王的少年天才来看，他似乎拥有着鲜花似锦、烈火烹油的辉煌未来。

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名满天下的天才儿童，后来却成为身戴枷锁的阶下罪囚，再往后，成了一个全国通牒、严旨缉拿的“首恶分子”。

十多年过去了，当初的少年神童，已是一位玉树临风、风度翩翩的青年俊才。曾经进入道王李元庆（李渊第十六子）幕府工作，道王时任豫州刺史，三年之间，骆宾王凭借他的锦绣文章和诚朴忠义，赢得了赏识。李元庆十分喜爱他的才情，令之陈述才能，以备荐举。人生难得遇贤达，更难得的是上司慧眼识人，量才起用，将一个人摆到与之相适的层面上去发展。为此许多人不惜争取各种机会，引起上司的关注与瞩目，稍有些心机的人，多是闲闲用力，缓缓图之，伺机而动。可是，面对这样难得的升迁机遇，骆宾王交了一篇《自叙状》，居然文不对题地大发感慨，声称不愿“说己之长，言身之善”，而是要通过建功立业以图进取，结尾是“不奉令，谨状”。很明显地，骆宾王不但不领上司的情，而且毫不客气地拒人于千里之外。

在旁人眼里，这样的举动，简直是一个异端！简直是不识抬举！

好运擦肩而过，骆宾王依旧喜欢与书为伍。对一个纯粹的文人来说，谋职仅仅是为了解决生活之需，读书和写作才是生命之道。脱离表面阅读，深入浩瀚文海，追溯于古代贤哲，责问于当世人情，抒怀于笔墨纸砚，回归于纯正真实，这是历代书生们相继绵延的价值标杆。只有笔下游走的文字，才是抚慰才子们孱弱心灵的鲜美鸡汤。就着寒夜青灯，手执十寸狼毫，胸怀万种风情，骆宾王写下了一首首清丽别致的诗作，也写下了著名的《帝京篇》：“山河千里国，城阙九重门。不睹皇居壮，安知天子尊……宝盖雕鞍金络马，兰窗绣柱玉盘龙。绣柱璇题粉壁映，锵金鸣玉王侯盛……”万户千门、大道青楼的长安生活情状，尽收笔底，气势磅礴，文采飞扬，汩汩才情如海浪滔滔，一泻千里，“当时以为绝唱”。

骆宾王善咏风物，不仅咏过鹅，还吟过蝉。那是在他成年之后的事情了。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骆宾王《在狱咏蝉》

这首诗与咏鹅同样著名，只不过没有了当初孩童的天真稚气，也不是在池塘边所作，而是作于不见天日的牢狱之中。骆宾王在官场混迹十年，位居下僚，官职平平，突然被擢为侍御史，又突然被囚禁，失去自由，生死难测。在武后临朝的时代，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有许多是酷吏与阴谋家。骆宾王屡屡上书，一定触动了权贵们的敏感神经，于是厄运就不可避免地降临。“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枯坐暗牢之中，一声蝉唱，托物寄兴，含冤负屈，何尝不是他心中一曲悲愤沉痛的哀歌？

关于骆宾王这次写诗的背景，也就是入狱的原因，作者含糊其辞，但是从新旧唐书的骆宾王传记里，可以看出些许眉目，也很有趣：

落魄无行，好与博徒游。高宗末，为长安主簿。坐赃，左迁临海丞……敬业败，伏诛，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上》

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新唐书·卷二百一》

仔细看一下，同是记述唐朝正史的两本集子，却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旧唐书》对骆宾王整个持否定态度，落魄无行，又因为贪赃不洁，所以坐牢蹲大狱。而《新唐书》对骆宾王的品德没有怀疑（与裴行俭之间的事情，也可以从骆宾王的《上吏部裴侍郎书》中得到印证），只是由于上疏言事，指责酷吏，而招致牢狱之灾。写史文人的笔，的确厉害，可以置人于万丈悬崖，进退无路；也可还人于柳暗花明，清白林泉。同样的一群梁山汉子，施耐庵写了《水浒传》，俞万春写了《荡寇志》，文笔都好，结构都精，但主观意图不一样，一正一反，一真一假，令人扼腕长叹。不过，《水浒传》深入到了坊间，妇孺皆知，经久不衰，而《荡寇志》只有少数的研究者才会选择去读。正义忠奸，有时是要时间来证明、辨别的。

从少年神童到阶下囚，这条越走越窄的人生之路，骆宾王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也带给了他无限的苦闷。他在咏蝉诗里关于“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的浩叹，一半是针对自己的无辜与不幸，一半是针对当时的非常局势。武后临朝，专横跋扈，任用酷吏，在扫除最头疼的障碍，制造最骇人的血案之后，开始实施她蓄谋已久的女皇梦。这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止，武则天做皇帝了！整个大唐的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风云之变唬住了，惊呆了，尽管有许多人心里在咒骂，在呐喊，但在沉寂的大街上，在血腥的罗网中，没有多少人敢吼出声来。少数人开始写赞表，上心得。更多的人在醉酒，在躲避，在装病。武则天的登基，成为天下苍生惊悸不已的一个噩梦，小民百姓可以想象皇宫内的储位之争，党派之争，但没有想到，一个母仪天下的皇后，将儿子顺手推下，坐上那把龙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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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骆宾王：　曲项向天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