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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部分（第2页）

宋骁飞很清楚潜艇在现代海战中的作用，马上接见了霍兰，并安排他到旅顺港口研发新的潜艇，要钱给钱，要人给人，并在旅顺建立了中国第一所潜艇学院，让霍兰当院长，培养中国的潜艇人才。其实，中国在潜艇设计方面，还是有基础的，早在1880年，中国的清政府完全靠自己的能力，制造了近代史上中国的第一艘潜水艇并试航成功，开创了中国制造潜艇的先河。这艘天津机器局制成的潜艇，“式如橄榄”，“驶行水底”，“上有水标及吸气机”，“可于水底暗送水雷”，从外观、构造，到件能、功能，无不反映出近代潜艇的特征和性质，这艘潜艇下水试行时“灵捷异常，颇为合用”。

更让霍兰感动的是，宋骁飞十分体谅霍兰的失败，亲口对霍兰说：“我们中国要的世界一流的潜艇。你尽管试验，一切失败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宋骁飞接见霍兰前，按照中国的礼节给他过了六十大寿，霍兰十分感动。在接见时， ；霍兰对中国政府的重用表示感谢，他对宋骁飞介绍了新设计的“潜龙”号潜艇的情况，“尊敬的总统先生，我们的‘潜龙’潜艇，装有60马力的汽油发动机和以蓄电池为能源的电动机，采用双推进，水下短距离航速可达每小时12海里，即使在水下航行数小时，其水下航速也可达每小时8海里，续航力为1000海里。与‘霍兰六号’相比，该艇在其内壳之外又包上了一层外壳。这使得“纳维尔”号既有一个酷似鱼雷艇似的外壳，又有一个按照潜艇要求设计的内壳，艇员及所有装备都装在耐压的内壳之中。内外壳之间的空间被充作压载水柜，并以此控制潜艇下潜和上浮，更加安全。武器为一具艇首鱼雷发射管，可发射5枚鱼雷，前后2门火炮。”

宋骁飞点点头，问到：“这跟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相比，性能如何？”

霍兰自豪地说，“据我所知，这已经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唯一能和‘潜龙’号相比的，是法国的‘纳维尔’号潜艇，它也是采用双壳设计，水面航行的速度达每小时11海里，它的水下短距离航速可达每小时8海里，即使在水下航行数小时，其水下航速也可达每小时5海里。”

会谈结束，宋骁飞在刘步蟾、霍兰的陪同下，一同观看了“潜龙”系列的四艘潜艇的演习，效果很好。宋骁飞让刘步蟾从海军和旅顺潜艇学院中挑选出五百名官兵，组建新的潜艇部队，让席慕嫣的国际贸易公司购买汽油发动机和以蓄电池为能源的电动机，首批生产四十艘“潜龙系列”的潜艇，中国的第一支潜艇部队在旅顺成立。

有了潜艇部队，宋骁飞让刘步蟾做好战争准备，准备在1902年在英国订购的六艘一万五千吨级的战列舰和巡洋舰到位之后，就开始收复澳门，并从荷兰手中夺取南洋的殖民地，毕竟南洋有三千万华侨，也有很多资源，可以解决中国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宋骁飞当总统之后，大力投入卫生事业的建设，中国人的死亡率大大减少，加上政府对“溺死女婴”的陋行也严法禁止，并且每生一个女孩，政府提供十年的口粮，这使得中国的人口急剧膨胀，从1895年到1901年，中国总人口达到五亿人。

第八章　真实的中国乡村

ps：

天道无常，生命无常，为云南灾区的同胞祈福，愿苦难真能兴邦

1901年国庆过后，宋骁飞着手推动中国的宪政改革。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让宋骁飞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这件事就是政府制定的“减租减息”，这政策在传统乡村施行起来颇为曲折。

按照宋骁飞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时就制定的《新土地法》，规定“佃农田租一般为收成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正产物全收获百分之五十为最高租额”。

宋骁飞认为，农民由很辛苦勤劳得来的粮食，被地主夺去大半，这是很不公平的，他不想以激烈手段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所以交租25％，这是一个温和的改良方案，减轻农民的负担，而且民族工商业会因为农民购买力增加而繁盛。

但没想到，这么好的政策，还未实施两年，内阁总理盛宣怀就来找宋骁飞，说：“减租减息政策执行不下去，农村经济之破产失业者繁多，农民和地主两方之生计，皆不得安定，矛盾日趋尖锐化，影响于整个社会之秩序”。

宋骁飞问：“这是怎么回事？”

盛宣怀回答说：“土地是中国数千年来乡村社会的主要财富。自前年试办二五减租办法以来，地主和农民两方纠纷迭起。很多中小地主生平千辛万苦，粗衣恶食，齿积蝇头，购得薄田数亩，或数十亩，藉为一家数口或数十口养生之资者，莫不俯首帖耳。他们指责减租之举是‘苦乐不均，倒置主佃名义，抵制减租’，把出租给佃户的土地以各种借口撤回来。谁家佃户要求减租。地主就以撤佃相要挟。使农民不敢提减租的事情。农民说‘不敢减，减了租就不要咱种地了’。另外。中国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农民和地主共同生活在一个村庄里，乡里乡亲的，不好意思让地主减租。有些地方的农民觉得‘咱没牛借牛。没钱借钱，要减租就把掌柜亏了’，很多农民反而动员其他佃户给地主多交租子。”

宋骁飞一听，这旧社会的农村农民和地主看起来并不是苦大仇深呀，似乎还充满着人情味，但他不想就此放弃，对盛宣怀说：“改革总是会触动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可因困难而中辍，不可因噎而废食。减租乃是我复兴党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那些反对减租或者不把土地出租给农民的土豪劣绅、恶田主及农人中之地棍、流氓，可以抓起来枪毙一批。”

盛宣怀摇摇头。说：“反对减租的大多是士绅，‘绅为一乡之望，士为四民之首’，中国乡间本是个牢固的宗法社会，自明清以来，乡绅势力坐大，渗透甚至控制着宗族、乡族组织。这些士绅地主，主持经营着地方重要的公共、公益事务，如学务、教化、公产、水利、桥梁、津渡等。以清代惠州府所建桥梁为例，官修10座，官绅合修3座，绅修34座，民修18座。容县桥梁，官修1座，绅修52座，民修32座；津渡，绅修21处，民修22处，官府则未修一处。这些乡绅，还承担着学务、教化等文化精神活动，社学、私塾普遍为乡绅主办，乡约等教化活动亦常由乡绅主持。实际上，我们政府任命的县长只有获得当地士绅的合作才能进行治理。而且，有的地方政府不考虑本地实际情况，生搬硬套法令，交百分之二十五的租，农民却吃亏了。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免租，一改革反而超过了过去实交租额，因此在农民中引起了反感。”

“过去有些地区的地租从未达到百分之二十五？遇到灾荒之年，地主还会主动给农民免租？” ；宋骁飞对此表示怀疑，在他前世受的教育当中，地主都是黄世仁、周扒皮。

盛宣怀回答说：“是的。地主和农民都是乡里乡亲，地主是农民的东家，很多地主也不想农民饿死。有时，乡坤地主还会组织赈灾。”

宋骁飞回忆起当年自己到河南赈旱灾的情景，的确谢家福等乡绅出资出力不少，旧社会的却是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