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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2部分（第2页）

司马光神情坦然，从容拱手回答：“禀奏太皇太后陛下，殿前议事，所见相左而相论，原属正常。臣愿听章惇大人的高论批驳，只嫌其少，不嫌其多。”

司马光冷静地借词退却，太皇太后心里失去依靠，一时语塞而窘。章惇立即抓住时机逼了过来：“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司马大先生虚怀若谷，向臣开了言路，臣尚有一事不解，仅求教于司马大先生。孔子曰：”三年无改放父之道。‘这句话并不难解，即孝子居丧，志存父在之道。司马大先生乃当代人表，朝臣典范，事君以礼，侍兄如父，誉满天下，何其在今天反其道而行之。执政不及五月，便急于罢废大行皇帝亲自制定的法度，不知居心何在？泄心中之愤耶？泻积年之怨耶？伸未展之志耶？报贬逐之仇耶？司马大先生如此倒行逆施，难道就不怕违背皇帝陛下以孝治天下的大德吗？“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中书侍郎张璪立即响应，悲声而号：“司马光，外附忠贞之名，内怀莫测之心，执政伊始，即变更大行皇帝之法度。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左相蔡确亦响应跪奏于御案前：“禀奏太皇太后陛下，国丧以来，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收技当世之耆老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慰安民心，严边备以杜强邻之窥觎，走轺传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大道以合众志之异同，天下归心，黎庶欢愉，清平之治，即将显现。今司马大先生无端又启衅端，名为匡正新法之缺失，实则讪谤先帝以抱怨。臣为左相，忧朝廷纷争之再起……”

太皇太后已不知所措。

司马光仍沉默不语。

张璪形同骂街的呐喊和蔡确的煽动，果然使一部分居于中间的臣子向章惇靠了靠，开封府推官张商英发出了貌似调解的悲叹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古之常礼，孝之必然，今大行皇帝尸骨未寒，奈何匆促而轻议变更法度。”

章惇十分机敏，立即抓住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直接抨击司马光的核心论点：“司马大先生方才滔滔大论的根本，是罢废保甲法、募役法和将兵法。这三项新法，事关京外州、道军政大权，使司马大先生极感堵心，欲先行罢废而后快，操刀之准、之狠、之快，令人佩服。保甲法、将兵法功过如何？我也心中无数，姑依司马大先生之说。可募役法的利害究竟如何？司马大先生的高论未”必全然正确，你可以概括为‘其害有五’，别人也可以概括为‘其利有十’，天下任何法度均有利害，利多害少即为善法。募役法乃大行皇帝与王安石思虑两年而创制，其意深焉……“

近日刚刚召回京都的刘挚怒吼出列，打断了章惇的奏言，戟指章惇而吼：“章惇挑薄险悍，渔事王安石，以边事欺罔朝廷，遂得进用；及王安石补外，又倾附吕惠卿，夤缘而至执政；复为蔡确所引，以至今日。自太皇太后陛下和皇帝陛下进用司马光以来，章惇怀恨在心，便与蔡确结为朋党，放肆强悍，凌侮沮害群臣。章惇不罢，朝廷不宁！”

王岩叟亦出列奏言：“章惇攀王安石而出，谗欺狼戾，承袭王安石桀骛不臣之恶习，竟于殿前质问太皇太后陛下批除谏官事，语涉轻侮，是以不欲威在人主也。乞行黜去。”

延和殿乱了，罢废新法的争论变成了罢废章惇的声讨。章惇则毫无惊慌，一切似在意料之中，面对着越来越激烈地攻击和弹劾昂首大笑：“这就是司马大先生倡导的‘广开言路’吗？章惇势孤，但决不屈服于势之压迫。”

司马光不再沉默，应着章惇的笑声转过身来，神情从容，话语坚定：“司马光从不倚势压人，也从不因薄慢侮辱而自屈。章惇大人所论，光愿以理回答。”

延和殿乱哄哄的骚动终止了，支持者和反对者都静了下来，望着这位齿发无几的老人。

司马光的声音仍是平和的：“募役法的功过利害，光以民心为倚是从，章惇大人以为此法利大于害，可详加议论，今日不必匆忙结论而定其取舍。

“‘三年无改于父道’之论自然是正确的，先帝之法，其善者虽百世不可变也。若王安石、吕惠卿等所建、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当如救焚拯溺，犹恐不及。昔汉文帝除向刑，斩右趾者弃市，答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盐铁、榷酤、均输算法，昭帝罢之。唐代宗纵宦官求赂遗，置客省，拘滞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罢之。德宗晚年为宫市，五坊小儿暴横，盐铁月进羡余，顺帝即位罢之。当时悦愉，后世称颂，未有或非之者也，朝廷当此解兆民倒悬、救国家累卵之际，岂能俟三年然后改之？况令军国大事，太皇太后权同处分，是乃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

“奏举谏官之事，当遵朝制、祖宗法度而行，司马光决不例外。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范祖禹温良端厚，修身无缺。此二人职作台谏，诚协众望，不可因司马光一人之故而妨碍贤者进路。司马光愿辞门下侍郎之位致仕闲居……”

司马光在“募役法‘上心迹坦荡的退让，显示了司马光长者之风，出乎于群臣之意料，连章惇的支持者也瞠目结舌。

司马光在“三年无改于父道”的关键争论上，承认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权威，却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藩篱。他和王安石一样，不为圣人之言所羁绊，只是比王安石温和婉转，显示了异于王安石的恭顺。

司马光在“奏举谏官”一事上的知错必改，又与王安石不同。谁都知道，此时的朝廷离不了司马光，但谁都感觉到，司马光已承认了自己言论上的疏漏和过失。柔克刚啊！

章惇惊讶于司马光的平静和回答质问的坦直，突然对这位“赢老抱疾”、棉里藏针的“陕西子”产生了敬畏。在蔡确、韩缜、张璪和一群支持者的沉默不语中，章惇品味着这场水火争论的结果：谁也没有胜利，可谁也没有失败……

章惇的思索未了，太皇太后的谕旨响起：“诏：唐淑间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纯仁为天章阁待制，范祖禹为著作佐郎。保甲法、将兵法从B阳起罢废。”

群臣伏地欢呼。

章惇也仆伏于地，心里滚动着一股绞心的酸楚：还是司马光胜了，新法终于毁在这位骸骨癯瘁的老人手里！

篇十六　登州　汴京

苏轼危迹粗安，惊魂未返　“登州海市”

的瑰丽奇观，飨他以青云直上之兆　“梅花棚”的枯草掩墟，使他心神颤栗

元丰八年二月中旬，年已五十岁的苏轼，拖家带口，踏着漫漫贬途，经由泅州北上汝州，行至南都商丘，接到了皇帝赵顼“准苏轼所请，常州居住”的诏令，他退隐之心稍定，不胜喜悦，吟着“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的诗句返身南下。归舟行至清江，听到皇帝赵顼驾崩的噩耗，他心境至颓，遗制成服，遥望北天，潸然泪下。十五年的贬逐流离，虽然是“轻舟短棹任横斜”，但对“励精图治”的皇帝赵顼，还是有感情的。“无状罪废，众人之死，而先帝独哀之。而今而后，谁复出我于沟壑者？归耕没齿而已矣！”王闰之、王朝云自然知道今后生活的险恶，理解苏轼心中之所忧，失去皇帝的庇佑，“乌台诗案”的阴影又蒙上了心头。儿子苏追年已十五岁，苏过年已十三岁，都到了懂事的年龄，对“放归常州”以后的生活，已不再议论。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