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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电视台新闻组有自己的女性传统，前辈介绍的经验是：“除了去厕所的时候，永远不要意识到自己是女人。”同事们老拿我在双城的采访开玩笑，说这是“泣声采访”，他们观望我：“这种路数能不能干好硬新闻？”

史努比倒又说回来了：“她以前挺吃力，但她有一种对人的关注方式，她的成长会有个不变应万变的过程，也会找到自己的位置”

哼。

我知道问题不硬的根本原不是头发和表情，是我不储，不懂就被糊弄，稳不住。

一开始采访农村征地问题。我连农村土地和城市土地适用的是不同法律条款都不清楚，张洁不管我，也不教我，出发前不开编前会，也不问我要采访提纲，出差在外都不打电话问一声进展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他怎么敢冒这个险，调查性报道全靠现场挖掘，但凡有一点记者问得不清楚，后期怎么补救也没用。

我自己沉不住气问他：“你也不担心啊？”

“你们不求助就说明顺着呢。”他笑。

“那我丢了调查的人怎么办？”

他又一笑：“大节不亏就好。”他要我自己多揉搓，把头脑里的疙瘩一点点揉开，揉出劲道。

别无他法，晚上，我左手拿着专家联络表，脖子夹着手机，右胳膊按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趴在满床的材料上看一夜。

心智平平，相关的法律法规要像小学生一样，一条一条在本子上抄一遍才能记住，青苗补偿费的数据挨家挨户算一遍，问题列出来，想象对方会如何答，一招一式怎么拆解，笨拙地双手互搏。

看一会儿材料看一下表，就怕天亮，就怕天亮。过一会儿，鸟叫了，越叫越密，我气急败坏，忍着心里刺动往下看，再抬头天色薄明，清晨六点，街声都起来了。胳膊撑在床上已经打不了弯，龇牙咧嘴地缓一阵子麻痛，洗脸吃碗热米线去采访，知道这么青面獠牙地上镜不好看，顾不上了。

史努比老说我有“塑料感”，跟现实隔着朦朦一层。但这层膜很快就保不住了，人被硬生生直接摁在犬牙交错的生活上，切开皮肤，直入筋骨。

不说别的，进了农村，跟狗打交道都是个坎。你盯着它，它盯着你。它斜着小圆眼，讨好它也不理你，拿个伞吓唬它也没用，它反正闲得　很，有的是时间，走到哪就往你面前一横，你左它左，你右它右，意思是“过我一个看看”。

比狗更难的是大嫂。

在山西采访两个村委会主任候选人贿选的事，一进村才知道什么叫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双方都怀疑我们是对方花钱请来的，每方都有一队人马跟着我们。想讲理，说什么客观公正，没人理这一套，我们正在采访，另一方在高坡上大声叫骂，接受采访的大婶从炕上一跃而起，推窗高叫还骂。

我们被直接堵在大门口，领头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短发女人，她是另一方候选人的老婆，上来一言不发先扯住我前襟。我觉得好笑，想挣脱，挣不开，场面就有点狼狈了。女人背后有二十多个成年男人，叉着手。我的同事也都是男性，只要有一个上来干预，场面就会失控。

好笑的感觉没了，被扭住的时候，人本能地往下扯着脸，想喊“你要干嘛”，不过她的推搡不算用力，只是一种挑衅，我克制着没去掰她的手，说：“你要什么吧？”

“不能采访他们。”

谈新闻平衡是没用了，我只能说：“行，那就采访你们。”她愣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那群男人，手松开了：“每个都要采。”二十多人一下就嗡起来，要这么采会没完没了，但不采访走不了，我说：“好，把机器打开。”

“你们站好。”我说。我不知道自己打算干嘛，但能感觉到他们也不知道，在不知道中他们莫名其妙地有些顺从，不说话了。

“排成三排。”

没人动，他们有些不满。我说：“摄像机只能拍到一定的范围，你们要想被拍进去，必须排成三排。”接着点了一下那个女人：“你站在最前面。”

她对“最前面”这几个字似乎很满意，立刻站了过去，指挥其他的人排了起来。

我面对着他们，很奇怪，声音没有从喉咙里出来，是从胸腔里来的，这个声音比我平常的声音要低要慢，像个三四十岁女人的声音，有点像……我妈的声音：“我们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客观记录这个村子里的实际选举情况，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有零散的声音，其他人不说话。

“选举是严肃的事情，请负责任地表达。”我用了书面语，再问：“你们保证你们的态度是真实的吗？”

“保证！”他们齐声大喊。

“现在请你们举手表决，支持王玉峰的请举起手。”王玉峰是他们一方的候选人。

都举起了手。

我缓慢地清点，在这种电视上才有的正式口气里，现场寂静无声：“……二十三，二十四，好，请把这个数字记录下来，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点，老窑头村，二十四人参与，二十四人举手，二十四人支持王玉峰当选。”

“现在，把手，放下。”我第一次用这种口气对人说话。

所有人驯顺地放下。

“原地，”我说，“解散。”

“哗”一下，都散了，带着满意的神情。

最练人的都是遭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