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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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１２—85）

医院最忙的要属急诊室了。入冬之后，病人骤然增加，尤其是“流感”蔓延，累得医护人员叫苦不迭。急诊室连“夜班”都排不开了。为了“救急”，我被调去“堵缺”。但对“急诊”，尤其是内科急诊，我没有根底，虽说在“内科地段”干过一阵。但收获寥寥。浦恩通知我时，讲好是“暂借，临时帮忙。”

到急诊室报到时，主任颜菊已给我排上了夜班。一来，就让我独立工作，我真有些打怵，可也只好硬着头皮。心想：反正危重病人可以介绍住院。一般的急诊病人我尚能应付，再说了，也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　。

陈慧告诫我：这急诊室可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比起地段复杂多了。他逐一做了点评：主任颜菊，48年毕业于大连军医学校，她的丈夫是市委副书记，都是山东人，当年她丈夫也被打成右派，下放改造，喂猪放羊。颜菊跟着他着实遭了几年罪。听说还是刘少奇视察东北时，给予甄别*的。

负责技术工作的是熊湘伯。我在检查团时见过他。三把手是主治医师林农，河北医学院毕业。还有一位特殊人物赖义，人称“大胡子”，没什么学历，但在矿区卫生界很有资历。当过矿卫生所所长，后因涉及破坏军婚被判刑。提前释放后，又回到了医院。

剩下了都是女将，水平参差不齐，我被安排在赖义的诊室。来找赖大夫看病的人除了急诊还有些熟人。他对我还算客气，我也从中学到了他待人接物的常识。慢慢我发现他的诊疗技术上有固定的招数，对同一类型的病种，处方几乎千篇一律。我怎么也难以把满脸胡须的大汉和大夫联系在一起。

一个月下来，我就习惯了。虽然又忙又累，但紧张的生活使我成了一个工作狂。不久，我就成为急诊室最年轻、资历最低、最听话的好劳力。而且经常替那些拖儿带女的女大夫替班，让干啥就干啥。获得了同事们的好感。陈慧却说，不要吃力不讨好。凡事多留个心眼。

（１２—86）

去参加一个并不隆重的特殊婚礼。到场贺喜的人却不少，婚礼挺简单，没有繁文褥节，只有一间粉刷过的旧房。新娘就是马姐，新郎是何大夫，来了不少儿童，却没有医院的党政领导参加。陈慧指着一位高个白脸风度翩翩的中年人说：“这位是宋副市长。”我挺纳闷。

送礼多半是床上和生活用品。我送了一床从南方带来的“线绨被面”，马姐挺喜欢的，连连道谢：“干啥呀，这么重的礼，又不是外人。”她给我剥了喜糖，点燃了喜烟，小声地说：“以后想吃啥，就到姐这儿来。”我为马姐有了归宿而高兴。

宋副市长见陈慧拿着一卷红纸，问：“啥？”“对联。”“打开看看，写的是啥。”陈慧转了个身，来个金鹤亮翅，抖开红纸，众人一看，皆捧腹大笑，乃是“一对新夫妇，两副旧机器”。宋副市长沉下了脸：“陈慧，开玩笑也要分个场合。”“还有呢。”陈慧亮出横批，乃是“天作之合”。何大夫连说：“好、好！”众皆笑着起哄：“挂起来挂起来！”我不禁暗暗喝采，好个陈慧！这副对联虽富戏谑性，但有真挚的祝愿。宋副市长也改口道：“妙，高！”

回舍后，我悄悄问陈慧：“你这样别出心裁，何大夫马姐不会生气吗？”陈慧淡然一笑：“你没看出，没有一个领导去贺喜吗？你想想，一个是历史反革命，一个是右派遗孀，最难堪的是啥？”我若有所悟，陈慧又说：“我不过是调节一下人气而已。

宋副市长，是*人士。当年和何大夫在儿科同事，他是念旧而来。那么多的小孩和家长是冲着何大夫的高超医术，孩子的救命恩人而来，我曾和他住过一个宿舍，冲着友情而来。不冷场是何大夫最大的心愿，所以，我那小小恶作剧，不正活跃气氛吗！”我问：“何大夫怎么会是历史反革命？”“说来话长了，何大夫是山东人，解放前他在天津念警官学校。不等毕业，天津就解放了。他回到济南改读医学院。听说他有过一次婚姻，妻子是朝鲜族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不辞而别，不知去向。之后何大夫因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不断受到冲击。幸为他的医术高超，得以苟且，他和马玉凤的结合可谓天赐良缘。我还是见证人呢。"；

（１２—87）

急诊室死人是常有的事。前日来了一个危重的病人，住院部没有空床，就留在急诊室观察，半夜里突然死了。不知啥原因要进行病案讨论。

我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阵式；，医生一张张紧张而木然的面孔，像是被胶布绷紧了似的。会议由颜主任主持，熊湘伯让我报告病例。事先没和我打招呼，再说也不是死在我的班上，我毫无思想准备，不由得一阵紧张，出了一身冷汗。

我拿着门诊病历断断续续地介绍，所幸辅助检查的资料，化验单，X光片尚齐全。记得；病人是一位三十多岁的矿工，来诊时神志不清，呼吸急促，血压为6020毫米汞柱。心跳频弱，两肺有湿啰音，全身还有散在的出血点。我一看病人凶险当即请示带班的赖大夫。他看完后，摇摇头，说了句：“病得不轻，送住院吧。”

我打电话和内科病房联系，没有床位。我又向赖大夫汇报，他答日：“那就没办法了。先留观察吧。”我给病人开了许多张化验单，初步考虑为中毒性肺炎，用上了两组抗菌素静点，还加了“氢考”激素。用了强心、升压、平喘的药物。

观察了三个小时，病情恶化，陷入昏迷。我又请示赖大夫，他说：“请熊老大夫会诊吧。”其实当时林农大夫就在诊室，熊大夫还没上班，我明白急诊室人事关系复杂，因而没有多嘴。

当赖大夫一出诊室，林大夫就小声问我：“是啥病人？”我把病历递给他，他翻了翻就去了观察室。回来跟我说：“快抢救，病人已经陷入深昏迷了。”

熊大夫体态臃肿又患有高血压，迟到上班是常事。等熊大夫上班时，病人已奄奄一息，血压一度测不到，忙乎了一阵，病情稍有起色，熊大夫指示：“快送住院。”但此时病人已难以搬动了。我留了个心眼，抽血做了“血培养”。交班时，我又向接班大夫做了交代，并记录在交班簿上。

林农第一个发言，他认为：“病人诊断明确，中毒性肺炎，血中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败血症。但抢救措施不得力，抗菌素用量不足，没及时作气管切开，病人的直接死因是窒息。赖义解释：“病人来诊时，因没床住不上院，耽误了抢救。当时细菌培养没出来，谁也当不了事后诸葛亮。”

熊大夫操着浓重的湖南腔说：“这个患者，转送来时就晚了，失去了抢救时机。但我们也有不足，总的看，没啥问题。当班的方大夫年轻，来急诊室时间短，对急诊病人抢救缺乏经验，有待今后提高。”

林农随即反驳：“方大夫不是请示了上级大夫了吗？和他有啥关系？”我分明听出了弦外之音，这哪里是病案讨论，实质上是一场反映人事关系的明争暗斗。

我又一次地充当了替罪羊，又气又急，憋红着脸分辩了几句。赖义拉拉我的衣袖，没容我分说。颜主任沉着脸，环扫了一眼：“谁还有不同看法？讨论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吸取经验教训，提高诊疗水平。”她瞟了林农一眼，又看着熊湘伯：“你们主治大夫要发挥作用，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