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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部分（第1页）

达时，他几乎都没打招呼。我们在壁炉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长沙发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总统仍坐在右边的扶手椅上，这把椅子他当副总统时坐了8年，已经坐习惯了。我解开了我的军服上衣的钮扣，这是我感到紧张时的一种不自觉的动作。总统的情绪似乎感染了每一个人。我们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讲话很生硬，其他人讲话时焦躁不安。我们谈论了对法国人所推行的最后的外交策略怎样处置最为恰当，顺便我们又再一次议论了生物武器威胁问题。

我们还讨论了战斗打响时总统向全国致辞中该讲些什么。

我说：“我马上得向施瓦茨科普夫上将下达一项执行命令，如果我们要开始干的话。”这话引起了又一次的热烈讨论。

按照3天前通过的众参两院联合决议，（众议院以250票对183票，参议院以52票对47票通过），总统必须要满足国会的要求，即他得想尽一切办法竭尽全力要伊拉克遵守联合国的12个决议，然后他方可进行战争。当其他人在争论如何应付这一规定时，我拿出了一本黄色公文簿，开始书写。写完后，我打断为时颇久的争论说：“总统先生，或许这样写就行了。”我念了我写的词句：“国防部长指示进攻行动于1991年1月17日开始。本指示认为，伊拉克没有遵守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因此总统根据第77号国会联合决议第2条B款的规定，定下决心……”

我念完后，没有一个人讲任何话。我以为沉默就意味着默认。我说：“在国防部长签署该命令后，我将在今天下午的晚些时候把它发给诺姆。”正是这短短的几句话，发动了一场战争。

诺姆和我之间传送文电是通过一条保密传真线路进行的。当我们要把文电的发送范围缩小到最小限度时，我们就利用这条线路。我的行政助理迪克·奇尔科特会把传真资料拿到我办公室旁的一间小通信中心传出去；而在另一端，诺姆的主任参谋就会把传真件取走。看到传送件的人决不超过四五个人。1月15日下午4时15分，我到隔壁奇尔科特房门口探进身去说：“给司令官发执行令。”

1月16日傍晚，我处于战前的一片宁静之中，坐在办公室里，敞开衬衫领口，观看着有线电视新闻报道。一旦骰子出了手，惟一能做的事是看结果。甚至细节也不必再检查。战争掌握在诸神手中，尤其是专断的战神手中。下午6时35分，我看到有线电视新闻网的伯纳德·肖、彼得·阿内特和约翰·霍利曼，像现在的爱德华·默罗一样，从巴格达的拉希德旅馆的9楼上进行报道，他们对突然划破巴格达夜空的曳光弹进行着各种猜测。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几小时前从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尔空军基地起飞的B—52轰炸机发射了巡航导弹。陆军的“阿帕奇”直升机飞越边界并击中了伊拉克的早期预警雷达。年轻的美国飞行员驾驶着从沙特机场起飞的F—117A型隐形战斗机和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海军A—6型攻击机。我们在波斯湾和红海中的战舰发射了“战斧”对地攻击导弹。伊拉克防空部队向伊拉克首都的上空盲目地打高射炮。那是中东地区的1月17日。萨达姆·侯赛因称之为“战斗之母”的空战阶段开始了。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胜利。我们有军队，有武器，还有周详的作战计划。我惟一不知道的是战争将打多久，我们部队有多少人将再也回不来了。

第19章　每场战争总得有个结束

1月16日至17日夜间，我几乎整夜未睡，不断地接电话打电话，并用眼角的余光看着电视。在我们发动这场战争的当时，电视将现场实况以卫星传送方式从敌国首都转播出来。华盛顿时间凌晨5时刚过，施瓦茨科普夫给我打电话，传来空战的首份综合报告。诺姆是个有经验的职业军人，不会因初胜而忘乎所以，但也难以掩饰激动心情。他对我说：“我们出动了850架次，命中了大部分目标。”伊拉克主要的生物武器和核设施都遭到严重破坏，西部的防空系统被摧毁，补给品仓库陷入一片火海，两个“飞毛腿”导弹发射场已被破坏。他接着说：“巴格达闹市区的国际电话电报大楼大火冲天。我们还炸毁了萨达姆的一个行宫。”

这是个好消息。我迫不及待地问道：“损失如何？”

他说：“科林，令人难以置信。”迄今为止好像只有两架飞机被击落，而我们原先预计第一次出击将可能损失约75架飞机。我们的F—117A隐形战斗机像一群幽灵一样通过伊拉克的防空系统进入目标上空。这种飞机以前只在巴拿马的战斗中使用过一次。伊拉克的防空火力乱糟糟的，缺乏战斗力。伊拉克空军的飞机几乎无法升空。这就是整个第一天的战况，几乎是所向披靡。

仅就空中交通管制而言，它就是一个惊人的奇迹。第一夜，共有700架多国部队的作战飞机袭击伊拉克。战斗中首次发射了巡航导弹。160架加油机盘旋在空中给空中机群加油。管制这一群群的战斗机、轰炸机、加油机和导弹的任务使芝加哥的奥黑尔国际机场相形见绌，显得像个县级机场。

首次打击后，我看到一个电视台记者将他的话筒举到一个年轻飞行员的胸前，这位飞行员执行首次作战任务后刚下战机，头盔夹在腋窝下，氧气软管晃动着，满脸汗痕，头发杂乱。回答完记者的问题后，飞行员刚要走开，忽然又转过身来对着摄像机说：“感谢上帝，保佑我完成任务安全返回。感谢上帝，赐给我一个善良妇女的爱。感谢上帝，我是一个美国人和美国战斗机飞行员。”我坐在那里，激动不已。这就是我要全国上下看到的军人形象，他们不是人们固有成见中的那些不知来自何处的痞子，而是聪明伶俐、士气高昂、热爱祖国的年轻美国人，是出类拔萃之辈。

第一天的兴高采烈实际上造成了问题。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的沃尔夫·布利策尔从五角大楼所做的报道，使人感到剩下要做的事情好像只是组织祝捷游行了。我给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威廉斯打了个电话。“皮特，”我说，“告诉布利策尔和其他新闻记者降点温。战争才开始，这不是球赛的结束。”在这种瞬时信息时代，人们往往期待瞬时结果。在随后的几天里，人们的心情很快从兴高采烈转为灰心丧气。我们为什么还未打赢？出问题了吗？事实真相是，尽管遭到沉重打击，与空中力量的狂热鼓吹者们的期望大相径庭，但伊拉克人丝毫没有表现出要屈膝投降的迹象。

22日上午，我上楼去见国防部长切尼。“迪克”我们得采取行动以正视听。“我说。当时，美国人民只在电视上看到来自沙特阿拉伯和五角大楼的战况通报会。到那时为止，还没有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解释过战争的进展情况。”得有人做这件事。“我说。

“我们明天举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决定说。

我接着叫来了标图人员，让他们制作一些地图。除了详细通报作战情况外，我还想讲一点体现此次作战实质的有感染力的话。当天下午，我坐在办公桌前冥思苦想，字斟句酌地为记者招待会做发言准备。我凑成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将切断伊拉克军队，使它孤立无援。”不，切断它并“攻击”它。或许可改成：切断它并“歼灭”它。更贴切些，但我仍不满意。我要的是铿锵有力、不会被人误解和简洁明了的字句。副主席戴夫·杰里迈亚海军上将是我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他总是留心守候着我。这时他来到我办公室，“戴夫，”我说，“我想让你听听我写的东西。‘这是我们对付伊拉克军队的计划。

首先，我们打算切断它，然后再歼灭它。“

戴夫流露出略显不安的神色。“听起来有点露骨，”他说，“你非得这么说不可吗？”

比尔·斯马伦进来讨论记者招待会的安排问题。我把我的稿子又重复了一遍。斯马伦睁大了双眼。“是不是太激烈了？”我问。

“不会让人产生任何误解。”比尔回答说。

第二天下午2点，切尼和我在E翼2层的情况通报室举行记者招待会。迪克先开头，作了简短的评论，并且概括说萨达姆·侯赛因“不可能改变战争的基本进程。他将被打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