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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此前，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西周金文历谱研究”专题的天文学家陈久金，根据青铜器分期研究的成果并结合金文历谱和排比，提出了武王克商年的三个年代值，最后认为公元前1046年的可能性最大。

从江晓原和刘次沅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两说都落在了14C测年技术所得结果的公元前1050年—前1020年范围之内，但这两个结果都无法满足文献所给出的全部条件。因此，只能根据其满足的程度，以及与金文历谱匹配的状况来选定最优解。就两个结果而言，江晓原对金文纪时词语的理解以及推算出的公元前1044年说，与金文历谱研究所得结果难以整合。

根据“工程”专家组所定的金文历谱，成王元年在公元前1042年。因一直未发现四要素俱全的武王时期的青铜器，也就难以直接推定克商之年。但根据《尚书·金滕》可知，武王在“既克商二年”的某日得病，经周公祈告，次日即病愈，但没有提及武王的卒年。后世学者虽然对武王克商后的在位年数有不少争议，但文献记述武王克商后的史事没有一家超过4年以上。东汉学者郑玄在其《诗谱·豳风谱》提出，武王克商后在位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在《史记会注考证》中引日本高山寺《周本记》钞本云，武王于克商后二年病，又“后二年而崩”，这一说法与郑玄之说相合，都应为成王元年（公元前1042年）前推四年，也就是公元前1046年。这个年代值不仅与刘次沅天文推算的公元前1046年说正相符合，且与金文历谱的衔接也较好，同时与《武成》等历日及伶州鸠所言的天象也能相容，其各方面的符合条件明显多于公元前1044年说，故工程专家组在经过反复权衡后，将公元前1046年确定为武王克商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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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7）

正是因为武王克商年这个至关重要的定点的确立，才陆续往前推算出盘庚迁殷为公元前1300年、殷商开国为公元前1600年和夏王朝始年为公元前2070年。可以说，整个夏商周三代文明大厦的构筑，正是根置于武王克商之年的研究这一根本基石之上的。也正是有了这根强有力的支柱，才有了克商年之后较为准确的西周列王年代的具体推算结果。那么，西周列王的年代又是如何推算而出的呢？

第九章　西周王朝的兴衰

晋侯墓地的分期与年代测定

西周自武王克商到幽王，共经历了11世12王。因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已经给出了自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下的纪年，这就为西周年代学的建立提供了可靠的基准点，夏商周断代工程涉及的西周年代学研究范围为：

1武王—2成王—3康王—4昭王—5穆王—6共王—7懿王—9夷王—10厉王—共和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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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孝王

西周年代学，主要以文献研究为基础，通过考古学文化的分期与测年，建立年代学框架，同时构建金文（青铜器铭文）历谱并对有关天文材料进行计算，排出列王年代。这个课题由长期主持丰镐镐遗址发掘的考古学家张长寿负责。

作为早期晋都的天马一曲村遗址，由于自汉以来历史学家已不知具体地望，乃至以讹传讹，穿凿附会，致使这座曾显赫一时的古代都邑在地下埋没长达2000余年无人知晓。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在1986年考古人员正式发掘之前，该遗址从未被盗掘，成为中国大地上已发现的西周、春秋国都遗址中惟一完整的幸存者。如此罕见的典型性遗址，无论是对晋文化还是对整个华夏文明的研究，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自1986年之后，该遗址被盗墓贼贪婪的目光所注意，从此，盗墓狂潮席卷而来，成百上千的人携带雷管、炸药和探铲，嘴里喊着“要致富，去挖墓，一天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成群结队地涌人遗址，大肆进行盗掘活动。几年之间，凡遗址内的重要墓葬十之七八均被盗掘，墓内随葬器物被洗劫一空。1992年10月16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再次组成考古队（此前已有过合作发掘），至次年1月11日对天马—曲村遗址墓地进行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这次发掘共探明西周时期甲字形大墓7组15座，车马坑2座。限于时间的紧迫，考古人员只发掘清理了其中5组10座大墓以及已经暴露出的8座祭祀坑和6座汉墓，出土了数千件陶、玉、铜器等珍贵文物。在发掘清理的5组大墓中，从墓葬排列、规格及随葬器物来看，当为晋侯及其夫人合葬之墓，分别为晋侯5座，晋侯夫人5座。尽管这次抢救性发掘带有清理劫余的性质，但仍有重大收获，堪称是自遗址发现10余年来，考古人员发掘收获最大的一次。不仅进一步确证该遗址为早期晋都，而且从不同的方面修正和补充了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和缺憾，可谓是晋国考古乃至整个周代考古的空前发现。

继1992年底的发掘之后，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又联合对天马—曲村墓地进行了3次大规模的抢救性发掘清理，至1995年初，整个墓地除附属车马坑之外，晋侯及晋侯夫人墓已全部揭露。这些大型墓葬的发掘，让世人看到了一批又一批湮没2000多年的珍贵文物的同时，也使人们透过迷蒙的烟尘，真切地感悟和洞悉西周晋国的历史风云。

自姬叔虞封唐后，其在位的年限大体与周成王相始终。叔虞死后，他儿子燮父继位，改称晋侯，同时把唐国改称晋国。晋共历十一侯，据《史记·晋世家》载，西周至春秋初年晋侯世系为：

1唐叔虞—2晋侯燮—3武侯宁族—4成侯服人—5厉侯福—6靖侯宜臼

7釐侯司徒—8献侯籍（苏）—9穆侯费王—11文侯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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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殇叔

晋文侯仇执掌国政时，相当于周幽王与周平王时期，晚年已入东周。文侯死后，晋国内战迭起。之后继位的昭侯、哀侯、小子侯、侯滑等诸侯王，或被杀，或被虏，几乎没有建造陵墓的可能。再之后的晋武公及其以后诸公，死后或皆葬曲沃，或葬别处，故天马一曲村墓地能够入葬的只有文侯仇之前的诸位侯王。

第八章　天时、地利、人和（8）

从已发掘的情况看，整个天马—曲村墓地东西约150米，南北约130米，共发现8组17座晋侯及夫人墓。鉴于晋侯墓葬的发现所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专门设立了“晋侯墓地分期与年代测定”专题，并由晋侯墓地发掘的主持者、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李伯谦主其事。

早在1994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晋侯墓地编号为M93的一组大墓时，曾发现M93打破了西周晚期的灰坑，这表明该墓年代的上限不能早于西周晚期。至于其他各组，均未发现墓葬与文化层、文化层与墓葬或墓葬之间相互叠压打破的现象，因此，李伯谦认为不可能从地层关系上确定8组17座墓的早晚序列，只有借助其他有关遗迹现象和墓葬随葬品的组合与形制另行分析，才有可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在主持专题研究期间，李伯谦同其他研究人员一起，在吸收了晋侯墓地的发掘者刘绪、徐天进、雷兴山、罗新及其他考古人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着重对各组墓葬的器物进行标型学研究，以理清其内在的逻辑关系。根据墓葬出土器物的物证，断定晋侯墓地范围在西周中期偏早至东周初年，8组墓的先后排序也已明晰无误。根据铜器铭文中晋侯名讳的考释并与《史记·晋世家》及一些先秦典籍有关记载做比较研究，进而可推定出8组晋侯墓的墓主，依次是：

第一组　　M9、M13　　晋武侯宁族及其夫人。

第二组　　M6、M7　　晋成侯服人及其夫人。

第三组　　M33、M32　　晋厉侯福及夫人。

第四组　　M91、M92　　晋靖侯宜臼及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