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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1页）

长沙城居民的乐天和无畏，历史罕见。太平军与清军厮杀数月，长沙百姓竟然同往常一样悠闲地过着小日子，甚至携带酒食上城观战，如同一句贵州民谣：“贼杀贼，官杀官，与我百姓无相干。”长沙围城数月，“行人来往自如，入城者唯避南门，其余六门皆可缒以入。街巷间妇女娱游，酒食过从，盛于平时，忘其为围城”。守城清军如同上下班一般，每日点卯之后可以自行下城休息吃饭。

就在这时候，太平军连续爆破成功三次，城墙均被揭起数丈。清军防堵得当，太平军炸开缺口后大部队无法跟进，清军血战之后守住了城池。江忠源敏锐地察觉到，长沙三月不克，太平军锐气已挫，很可能要撤退了，而太平军撤退，唯有经龙回塘水道。江忠源进言张亮基，宜驻兵龙回塘，防太平军撤退，张亮基也深以为然。江忠源详细为张亮基策划了在太平军撤退路上伏击的部署，并自告奋勇打头阵，可惜张亮基指挥不动向荣等骄兵悍将，只有张国梁勉强驻扎东塘。江忠源又亲赴湘潭请兵于接替赛尚阿的钦差大臣徐广缙，徐广缙也不以为然，江忠源感到异常失落，甩手不干了。“忠源痛谋不见用，不欲东。”

太平军围攻长沙八十余日，始终无法攻陷长沙，在石达开的布置下从龙回塘撤退。长沙守军侥幸获胜，“将帅闻报，皆愕且惧，无敢言贺”，“僚吏、士民相庆论功，不复问寇所往”（《湘军志》湖南防守篇第一）。过了许久，才开始互相推诿放走太平军的责任，有人指控是和春的部队收受太平军巨额贿赂而有意放太平军撤退，和春的辩解则十分经典，几乎可以永载史册：

“寇不畏官军，安肯贿之？”

太平军长沙撤围后，攻取宁乡、夺占益阳，“到益阳忽抢得民舟数千”，于是出洞庭攻克岳阳。岳阳一带船家水手大都参加了太平军，太平军建立起庞大的水师。又获得大量吴三桂造反时制造的火器，扩军至数十万，浩浩荡荡地向武昌进发。徐广缙调江忠源与向荣追击，此时江忠源心灰意冷，决不与向荣等人同行，回到湖南剿杀会党起义，先破巴陵起义军晏仲武，后又到浏阳剿徵义堂起义领袖周国虞。江忠源镇压起义的方针是“宽胁从”，认为多数民众都是生计全无或是被土匪胁裹，才走上造反之路，不忍赶尽杀绝。其上书咸丰帝有：“良民驱迫，骨肉羁縻，此中进退维谷之忱，艰苦颠连之状，每一念及，辄用隐伤”，江忠源在浏阳树免死旗，周国虞部众纷纷来降，仅斩首七百余级就招降数万人，清廷叙功擢为道员。

太平军前期得失（1）

太平军自金田首义，至长沙围城，奋战年余，屡挫清军。周天爵、赛尚阿、徐广缙、张亮基等一批道光朝名臣纷纷败下阵来，只有向荣、江忠源有点办法。“清朝政府调动了几倍于太平军的军队来实行围剿追击。统帅这些军队的威风凛凛的钦差大臣、总督、巡抚将军，遇到了这些不久以前除本村以外没有人知道名字的贫贱的农民，却一一地败下阵来。”许多历史学家推太平军为历史上著名的善战军队，这个结论用在李秀成时代——那支以数十万规模仍吃不掉曾国荃两万瘟病之师的太平军身上，无疑是荒唐的，但用来评价天京变乱前的太平军，却是恰如其分。如果不把朱元璋算成农民起义，杨秀清统率下的这支农民军，也许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善战的农民军。但仔细考究太平军前期的战史，太平军竟没有攻占过任何一座大城市，也没有建立起一个牢固的根据地。太平军骄人的战绩，主要是屡屡“羞辱”了清军，并未获得实际的战果。拥有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罗大纲等名将和数万虎狼之师，却未对腐朽的清廷造成致命打击，很显然，太平军前期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存在问题的。比起毫无战略意图的其他起义部队来讲，已经是个伟大的进步了。

朱元璋在元末农民起义中脱颖而出，得益于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洪秀全却迫不及待地建号称王，分封诸侯，显然犯了大忌。建号称王，等于是把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上，“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太平军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争霸天下、改朝换代的强烈愿望，清廷自然百般重视。清廷虽然腐败，但仍然牢牢掌握着整个中国的资源，可以调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围剿太平军。太平军自起义之日起，就陷入清廷优势兵力的围困中，一战接一战，完全没有休整和扩充的机会。清廷拥有无比雄厚的人力、财力，太平军每次胜仗之后，新一轮的清军又接踵而来，没有扩大战果、发展政权的喘息之机。杨秀清在金田团营练出来的精锐老兵逐步被清军以人海战术消耗精光，清廷反而在战争中发掘出江忠源为首的湖南儒将。其实，洪秀全如果能按朱元璋的九字真言发展实力，使清军误以为是普通匪患而放松警惕，躲在天地会起义的背后暗中积蓄力量，把金田团营式的精锐武装十倍扩大，在建立相当稳定的地方政权后再举义旗，号令天下，虽不敢说稳得江山，至少长江以南，不复为清廷所有。洪大全就曾提出过：“区区一点地方，不算什么，哪有许多称王的？”可惜忠言不为洪秀全所纳。

太平军也曾短时间的占领过一些城市，却始终无法建立一个像样的政权，只能将物资尽纳圣库之后，一走了之。究其原因，在于太平军高层没有大政治家，中下层又没有“才堪治民”的后备文官，无法建立有效率的政治体统。太平天国的事业没有知识分子参与，只有一群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农民天才，这是太平天国在政治上蹩脚的原因。“才堪治民”的，前期只有冯云山，后期只有李秀成，这二人的主要精力却都用在了打仗上（世称李秀成为名将，笔者却尊其为大政治家，忠王的成就，在于其高明的统战手段和理民之干，打仗还未必及得上曾国荃，笔者会在以后章节细说）。中国历代政权，各级文官主要从儒生中挑选，儒生无疑就是古代中国的预备役文官。洪秀全一心与孔孟为敌，不许士人读孔孟之书，自然把所有的知识分子排斥在了政权之外，甚至视为太平天国的敌人。不能获取士人的拥护，自然就任命不出那么多的中下级官员。据载，洪秀全在湖北开科取士，以对对联做试题，有举子对曰：“三皇不为皇，五帝不为帝，我主方是真皇帝”。洪秀全竟大喜，竟欲以女相许，后为杨秀清所阻。如此烂对联，洪秀全居然得之大喜过望，太平天国文士之缺乏，可见一斑。

一个争霸天下的政权，必须在占领区恢复生产、发展生产、招徕民众，再从占领区获取源源不断的赋税和士兵。要有效控制占领区，自然需要各级行政官员，太平天国无可奈何，只能采取涸泽而渔的补给方式，不但低效而且极容易引起民众的反感。洪秀全一心反对孔孟的政策可谓是太平天国最大的败笔。除蒙元外，历史上鲜有不与读书人合作而取得政权的。

太平军前期得失（2）

冷兵器时代，战斗中都是杀伤少，击溃、俘虏多，要扩大军队，俘虏是最佳来源。楚汉相争，刘邦与项羽对峙前线损失的兵员，大部分靠韩信俘虏的齐国人补充。洪秀全对满清的仇恨太过刻骨铭心，前期太平军基本做到了不扰民，对官兵特别是旗人却实行格杀勿论的方针。这项缺乏灵活性的政策十分愚蠢，断绝了清朝官兵投降响应的可能性，逼得清朝官员宁愿战败自杀也不投降太平天国，许多可以避免的战斗演变成惨烈的血战。清廷无道，不少官兵并不乐意为其卖命，是完全可以争取过来的，洪秀全僵硬的政策把他们推到清廷一边，是异常可惜的。攻陷武昌后，杨秀清下了止杀令，接受官兵投降，但满族人依然不在赦免的行列。洪秀全以汉族的正统政权和民族解放者自居，本来是一着妙棋，可以最大限度的分化清朝内部的汉族势力，但最后又出这么一着臭棋，令人扼腕叹息。

孔子谈夷夏之辩，有段精辟论述：“夷狄自入华夏，守华夏礼仪，则华夏之。若华夏入夷狄，守夷狄之礼，则夷狄之。”民族的分别并不在血统上，而在于文化认同，比如在美国，并没有一个所谓纯正的美国血统，人们依然可以从对美国的普世价值的认同上划分美利坚民族。洪秀全自我标榜为汉族的救世主，将其领导的战争诠释为一场民族战争，但汉族是什么？汉族就是敬天法祖、耕读为业的农耕民族。洪秀全不认同汉族固有的儒家文化，自然也就使自己这个汉族解放者的身份不那么站得住脚。在有的人眼里，清朝和汉族同文同祖，勉强可以算作一家子，洪秀全打倒传统，学习洋人那套宗教，却是一个流着汉人血统的外夷。洪秀全以拜上帝教起事，自然可以坚持拜上帝教在政权中的核心地位，他所不应该的是，把拜上帝教在自己的占领区内强加给所有的群众，迫使他们放弃传统文化。曾国藩的《讨粤匪檄》里，不谈满汉之别，只号召保卫传统文化，一下点中了太平天国的死穴。###教的穆罕默德就要比洪秀全灵活得多，他规定非穆斯林的臣民只需要多缴税，就可以坚持自己的信仰。这为其统治消除了许多反抗，###教在此基础上站稳了脚跟，再逐步推行同化，很快就建立起璀璨的###文明。

洪秀全还推行如解散家庭、废除私有的社会改革，这是一种超越历史的举动，自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台湾学者南怀谨说，太平天国把政治和那套清教徒般的宗教搅在一起，注定没有好结果。在中国，用宗教掺和政治必然要坏事，南老这个论断入木三分。

当然，太平军在具体的战争中的表现颇可圈可点，因此虽然犯了不少错误，仍能一路突围，变被动为主动，使力量到武昌时达到全盛。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太平军的对手，多是不通军事的迂腐文人和油滑懦弱的绿营军人，他们犯下了比太平军更多的错误，太平军的成功有一定侥幸的因素。如果能臣林则徐不死在赴广西的路上，或者江忠源能提前两年爬上巡抚的位置，太平军很有可能出不了广西就灭亡了。

太平天国前期的战争中折损了冯云山和萧朝贵，这是巨大的损失。冯是拜上帝教的开创者，诸王结义的排行高于杨秀清，萧朝贵是天兄的代言人。二人阵亡后，洪秀全和杨秀清之间的矛盾开始尖锐化，最终导致天京内讧，太平天国由盛转衰。尤其是南王冯云山，晚清第一等的政治奇才，又具备谦虚大度的品格，如其不死而为相，与杨秀清一文一武，号令韦昌辉、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林启荣等征战天下，太平天国前途不可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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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遗　“今亮”和“今备”（1）

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清代疆臣，名义上满汉各半，实际上满员占十之###，偶有汉员封疆，均是久经磨砺、锐气尽丧的老进士。这种风气，至咸丰年间始为之一变。洪杨起事，清廷穷于应付，不得不破格提拔经世之才。江忠源一不第进士的举子，以赫赫军功，仅两年，即经县令升任安徽巡抚，汉人未有进士功名而位列封疆，江忠源实为第一人。江忠源升迁之速，世所罕见，然犹有人更甚江忠源一筹，由政府编外人员升至总督仅用了三年，这就是在长沙守城立下大功的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自号“湘上农人”，成名后又自比诸葛亮，号“今亮”，因死后谥文襄，世称左文襄公。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生于嘉庆十七年，道光十二年举人。左宗棠十###岁起开始研究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顾亭林《天下郡国利弊书》等著作，沉迷舆地、兵法不能自拔。沉迷经世学问，八股文的功夫自然就松懈了，左宗棠到二十几岁时秀才都还没有中得一个。

曾国藩总结自己一生，仅六个字：“不信书，靠运气”，这六个字放在左宗棠身上似乎更妥。道光十二年，是说书人常说的“大比之年”，三年一度的乡试举行。左宗棠还没有中过秀才，为了争取时间，花钱捐了个监生资格参加乡试，结果落选。“无巧不成书”，这年道光皇帝特意下旨，为了多给考生一个机会，主考官要重新披阅落选的“遗卷”，以免人才遗漏。考官从五千份已被淘汰的试卷中挑出六份，其中之一就是左宗棠的卷子。于是，连秀才都没中过的左宗棠极幸运地捡到举人的功名，这也是他一生在科举考场上最好的成绩。

左宗棠虽然在科举上不得意，却有幸结识了许多湖南籍的达官显贵。左宗棠中举之前，已与经世派首领贺长龄、贺熙龄结交，贺氏兄弟将藏书全部借与左宗棠，又仔细与其讨论读书心得，左宗棠学问得益于二贺极多。贺氏兄弟名望盖世，与一不第老童生结交，颇令人称奇，而左宗棠结交两江总督陶澍的经过，更可称古今难遇。

陶澍是湖南安化人，回乡省墓住在醴陵县，醴陵知县请左宗棠为其馆舍撰写楹联，左宗棠一挥而就：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陶澍家中曾得道光皇帝题匾“印心石屋”，左宗棠以此用典，马屁拍得恰到好处，陶澍看完楹联就召见了左宗棠。陶澍是一个究心于实际学问的人，与左宗棠一番晤谈，对其才干、见识大为称赞，认为左宗棠有王霸之才，前途不可限量，遂以总督身份折节下交。更为惊人的是，陶澍认为左宗棠才学远过于己，国家多难，必有大用，居然替子向左宗棠求婚，结为儿女亲家。总督与布衣结亲，陶澍之识才爱才，举世无匹。

陶澍的女婿胡林翼，也是十分好才。胡林翼见左宗棠器宇宏远，志毅坚定，于是不遗余力地向当朝大臣作书推荐，称横览九州，更无才出其右者，左宗棠因此得闻名于公卿间。林则徐因胡林翼推荐，曾准备启用左宗棠，只是还未及下聘林则徐即引疾回籍。林则徐到湖南，又请左宗棠到船上相会，畅谈古今，通宵达旦，林则徐许左宗棠为“不凡之才”，视为自己事业的继承人。林则徐、左宗棠新老两代邦国柱石这番舟中彻谈，被后人传为佳话，至今长沙湘江边仍立有左宗棠、林则徐舟中夜话铜像。但左宗棠苦无进士功名，直至四十余岁，依然白身，不禁失望地对亲友说：“非梦卜■求，殆无幸矣（《清史稿·左宗棠传》）！”梦卜■求，指殷帝因梦而重用傅说，周文王占卜而得姜太公的典故。

太平军兵围长沙，林则徐旧部、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从云南入楚，滞留常德。张亮基派人往湘乡县东乡柳庄请左宗棠出山相助。左宗棠一生崇拜诸葛亮，对“三顾茅庐”故事烂熟于胸，于是扭扭捏捏，并不立刻答应张亮基。江忠源出城亲赴左宗棠居住的白水洞相劝，又得胡林翼、郭嵩焘等人书信相促，左宗棠方才出山，入张亮基幕，一到任即被张亮基委以军务。左宗棠年谱如此叙述左宗棠出山的情形：

补遗　“今亮”和“今备”（2）

“丁酉，张亮基至长沙。先是，胡文忠公数以书信荐公于张公，张公行抵常德，发急足至山中延请公，公复书辞谢。是时，江忠烈公已追寇壁城南，来促公行，景乔先生与郭公嵩焘亦劝公出，乃应聘。至则张公一以兵事任之”。

张亮基甚有才干，林则徐品其才华，以为同胡林翼不相上下。因多数政务张亮基应付自如，左宗棠为张亮基幕僚，只是个“以备咨询”的参谋一类闲职。张亮基被罢免后，左宗棠回家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