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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李渊没有说话，环视了一下群臣。宰相裴寂低着头，一言不发。萧瑀、陈叔达两人积极发言，请李渊明确褒贬。宇文士及本身就参与了密谋，现在几乎是重复了尉迟敬德的话语。其他三人也统一口径，极力称赞李世民。六比零的表决结果，还有一个人弃权。

李渊知道大势已定，轻轻地点了下头。

四

玄武门前鲜血的清洗工作持续了整整一个白天。

当天晚上，政变后的父子终于相见。“上乃召世民，抚之曰：‘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号恸久之。”

这段记录表明，李渊主动召见了李世民，并破天荒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这里有一个典故。鲁国的曾参是孔孟之后的儒家大师。有一天，有人跑来告诉他母亲，说曾参杀了人。当时曾母正在织布，不相信。后来陆续又有两个人来告诉说曾参杀了人，曾母有点相信了，忙扔下纺织用的梭子逃亡去了。后来才查明，原来是一个与曾参同名同姓的人杀了人，与曾参无关。李渊引用这个典故，承认自己为小人蒙蔽，曾经做出过一些怀疑李世民的举动。这些怀疑的举动无非就是李渊借李建成、李元吉的口和手所做的削弱李世民权限的言行。这其实是李渊的本意。李渊现在这么说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也为父子相见定下了一个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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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兄杀弟（3）

既然父皇都认错了，李世民还能说什么呢？按照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了父亲的乳头。10父子俩抱头痛哭。

在哭声中，李渊和李世民肯定都想到了刚刚死去的李建成和李元吉。李渊为两个儿子的死痛心；李世民则还没适应两个兄弟兼对手的离去，更没有适应用骨肉鲜血换来的胜利。

五

政变3天后的癸亥日，李渊正式下诏立李世民为皇太子。诏曰：“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此时李世民虽然控制了皇城，但京城内外和关中地区还密布李建成经营多年的部队。李世民的嫡系部队力量还很单薄，面临着建成、元吉余党军事反扑的威胁。李世民紧急派遣张士贵与刘师立两人招募新兵，不到一个月组建了上万人的新军，这才完全巩固了在京城的地位。为了尽快平息政变的影响，稳定人心，李世民集团理智处理了李建成、李元吉集团的成员，不仅既往不咎，还对魏征、王珪等东宫旧属委以重任。因此幸运的是，李建成、李元吉集团余党在政变后非但并没有反扑，反而是被彻底瓦解了。

两个月后的癸亥，李渊又下诏传位于太子。李世民坚决推辞，李渊坚决要让。甲子日，李世民正式即皇帝位于东宫显德殿，大赦天下，史称唐太宗。

李世民登基后，立即表彰功臣，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敬德、杜如晦、侯君集五人功居第一。同时追封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以礼改葬。李建成史称“隐太子”。他的五个儿子：安陆王李承道、河东王李承德、武安王李承训、汝南王李承明、钜鹿王李承义都因为“谋反”罪名受到株连。李建成下葬的时候，李世民去宜秋门哭丧，之后以皇子赵王福作为李建成的子嗣。贞观十六年五月，朝廷追赠李建成为皇太子。李元吉玄武门之变中被杀时候只有24岁。他的五个儿子梁郡王李承业、渔阳王李承鸾、普安王李承奖、江夏王李承裕、义阳王李承度也都受父亲的牵连被诛杀。李世民即位后，追封李元吉为海陵郡王，谥曰剌，以礼改葬。贞观十六年，李世民又追封李元吉为巢王，以曹王李明作为李元吉的后裔。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庚子日，李渊病重，自知即将离开人世。弥留之际，李渊下诏说：“我死之后，皇帝（指李世民）找个其他的地方继续处理军国大事。我的葬礼，按照惯例执行；园陵制度，务从俭约。”当天，李渊在太安宫垂拱前殿逝世，年七十。李渊过了10年太上皇生活。作为太上皇，又作为开国皇帝，朝廷暗地里进行了多次李渊的葬礼程序谋划。群臣为他上谥号为“太武皇帝”，庙号高祖。十月庚寅日，李渊入葬献陵。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就像李渊的为政一样。

六

在李渊葬礼举行前10天，李世民通知史官，要求亲自查阅李渊和自己的《实录》。

《实录》是史官对当朝皇帝言行的记录。每位皇帝自从登基起直到去世，都会有一本自己的《实录》。这是后世评价这位皇帝的第一手资料。中国古代史官有着强烈的职业道德，坚持忠实记下皇帝的一言一行，即使有敏感之处也以春秋笔法一一留下原始记录。《实录》因此在帝国政治中具有崇高的地位，原则上皇帝是不能查看前朝的《实记》的，更不用说看自己的记录了。

因此，李世民的要求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

李世民没有放弃查看《实录》的努力。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主管唐太宗《实记》的编写。有次，太宗不经意地问起：“卿家掌官起居注，都写了些什么事情啊？人君能够看一下吗？朕想看看本朝的记录，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褚遂良严肃回答说：“起居注记录皇上的言行，善恶都要忠实写下，因此对皇上能够形成一定的约束。臣没听说过帝王亲自去看自己的历史记录的。”

李世民问：“我有不对的地方，卿家也会记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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弑兄杀弟（4）

褚遂良：“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李世民还想说什么，黄门侍郎刘洎进言说：“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大家都看得见。即使皇上不让褚遂良记载一些过失，天下之人都记着呢。”李世民只好作罢。

一年后，李世民还是达到了目的。

贞观十四年，李世民对房玄龄说：“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都可以作为将来的规诫。不知道当代国史，为什么不能让帝王阅读呢？”

房玄龄回答说：“国史善恶必书，因此皇帝不敢做一些非法的事。史官们只是因为怕记录中有违背皇上旨意之处，因此不让皇上阅读。”

李世民辩解说：“我的意图与其他人不同。我看国史，如果有善事，自然不必去说；如果有什么不好的记录，我也以之作为借鉴，让我自己能够修正改进。卿家可以抄一份来给我看看。”

房玄龄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就抄了一分删略版的编年体国史呈送给李世民。其中有李渊、李世民两人的《实录》各二十卷。

《实录》返回来后，史官们发现，李世民对武德九年###的地方做了批注。房玄龄不久又传来李世民对李渊和自身实录编辑工作的具体指示：“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真正有用的原则就八个字：“改削浮词，直书其事”。李世民对房玄龄的训话，彻底暴露了他坚持要看当代史的真正意图。所谓“周公诛管蔡”，就是他为“玄武门之变”所定的调子，史官必须按照这个调子执笔。“小心谨慎”的房玄龄完全照办。太宗对修改后的两朝《实录》很满意，对房玄龄、许敬宗、敬播皆有赏赐。尤其是许敬宗，不仅赐物，并且加官，“权检校黄门侍郎”。

初唐时期的历史就这样按照李世民的指示书写。我们现在看到的唐朝初年这一段历史原典就是经由李世民阅读、拍板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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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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