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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原来，驻扎在杨家山兵营的是日军第11步兵大队（大队长高宫正辉），他们已经接到了“国军洽降官员护卫队”将要进入长沙城的指令。但日军司令部原以为车队要在8月13日才能到达，却没想到伞兵们提前来了，因此，这位高宫正辉大尉就征求姜键少校的意见：是否需要立刻通知司令部派“引导车”来迎接国军？

姜键赶紧通过电台请示上级。国府特派专员的意思是“天色已晚，此时进城恐怕惊扰市民”，让伞兵二队原地休息，明天一早再进入长沙。

原地休息，在哪儿休息呀？当然是在日本军营里。

姜键对日军大队长说：“我看你的兵在操场上练得挺来劲，很好很好。这样吧，你们完全可以在训练场上歇息，营房就腾给我们住了”

于是乎，当天晚上，伞兵们就在日军炮楼里东蹦西跳地寻开心，留下一群光膀子的鬼子兵坐在场坝里“咦呀——哭哇——”地唱日本歌。

第二天一早，日军司令部派来一个叫大西的中佐联络官，伞兵们兴高采烈地进了城。而那些在操场上哼唧了一宿的小鬼子却象霜打的茄子，再也没有继续操练的劲头了。

说起来，姜键队长对第11步兵大队算是很客气了。几天以后，杨家山兵营来了几支“别动军”游击队，一大群穿草鞋的农民不仅收缴了高宫大队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甚至把皇军身上的衬衫都扒了下来，活生生把几百位“太君”抢成了丐帮——那模样才真叫做凄惨呢。

伞兵进长沙的时候，国府的特派专员已经在城里了。

其实，这时候的长沙城里已经聚集了好几拨“洽降代表”。有第四方面军王耀武长官指派的18军（胡琏部）高魁元小组、有第九战区薛岳长官指派的99军（梁汉明部）王相国小组，另外，防线离长沙最近的93军（韩浚部）、以及湖南省政府都派出了联络组，就连失踪一年多的前长沙市长王秉丞（51年被镇压）也突然露了面，在岳麓区的新军路挂起了办公的招牌。

伞兵二队奉命协助的这路“特派专员”打的旗号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组长是军统湖南站的站长金远询，副组长居然是蔡智诚的姐夫罗照。罗照这个人虽然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但却没怎么带过兵，他底子上属于中统，先是在“战地党政委员会”里搞政工，后来当了“军法执行总监部”的督察官，现在又跑到长沙来担任“接收大员”。

蔡智诚对自己的姐夫并不十分在意，他比较感兴趣的是联络组的另一位专员——挂着少将军衔的向恺然。

说起“向恺然”，也许知道的人很少，可提起他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名声可就响亮多了。向恺然是现代武侠小说的鼻祖，而且这位大侠和金庸先生还有所不同，人家本身是会武功的，笔下的一招一势全都有来历。记得萨苏兄曾经写过一篇介绍老电影的文章，说到过“火烧上海滩”、“火烧红莲寺”和向恺然，这《火烧红莲寺》就改编于向恺然的武打小说《江湖奇侠传》。

向恺然是留学日本出身的，日语呱呱叫；他是湖南人，还担任过“长沙自卫团”的团长，对当地情况很熟悉；而且这时候他正在报纸上发表连载小说《中国武士道》，说明其对武士道精神也颇有研究。因此，由他来出任这个“洽降专员”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让大家感兴趣的并不是向先生的学问，而是向大侠的武功。所以，每当遇到给向专员当扈卫的差事，伞兵们都抢着去，一个个兴致勃勃、聚精会神、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生怕一不留神、这位大侠就蹿到哪家的房顶上去了。

刚进城的头两天，伞兵们的任务主要是担任“洽降专员”的仪仗。

在当时，长沙城各路大员中最威风的人物，一拨是伞兵扈卫着的这一组，另一拨是十八军高魁元的那一组（顺便说一句，这个高魁元当时只是18军的参议官，后来却不得了，当过台湾的陆军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官至一级上将）——因为这两个组不仅配有美式装备的卫队，而且还有美国军官当随员。想象一下就知道，在那时候的长沙街头，前面开着敞棚中吉普，后面跟着十轮大道奇，身边还坐着美国大鼻子——那是个什么派头！

城里的牛鬼蛇神也瞧出了其中的门道，纷纷假借各种渠道向特派专员“表达敬意”。罗照督察官在长沙北正街看中了一套房子，人还没过去，房契就已经送到了手上，等他一进门：喝！连家具都换成新的了。

蔡智诚曾经在姐夫那里遇见过伪“长沙市长”唐令欧，这位唐市长又名唐天德，是日本士官学校十七期的毕业生，曾经当过何健部的团长，日军占领长沙后，他不仅担任了伪长沙市长、“复兴会主任”，还署理过伪湖南省长。可他这时候却找到军法督察官，解释说自己是“奉军统秘令出任伪职的”，还表白自己有“惩治汉奸”、“救助美军飞行员”等等大功劳。

罗照当面敷衍说：“很好很好，你们地下工作者都是无名英雄”，可等到唐令欧出了门，他就在屋里破口大骂：“戴雨农这家伙，自己干了缺德事，却让我来给他擦屁股！”

后来，唐令欧名义上被判了五年徒刑，实际却没进监狱就到香港定居去了。他虽然能够化险为夷、得享天年，却也送了不知道多少礼，光是蔡智诚就从姐夫那儿转手捞到了一块“劳力士永动型金表”，也就是不用上发条的自动手表，在当时是十分新潮高档的玩意。

45年的8月份，守备长沙城的日军部队是第2独立旅团（代号开部队），下辖从第7到第12总共六个步兵大队。可在8月15日以前，日军好象对是否投降还颇有点拿不定主意，因此，不仅第20军的首脑不愿意与“洽降专员”正式接触，就连长沙市的警备司令冈岛重敏少将也躲起来不露面，只派了一个中佐级别的大西参谋，人前人后的上窜下跳胡乱应酬。

这种状况维持了没几天，形势就发生了变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布《终战诏书》。8月16日，久不露面的冈岛重敏司令官终于出现了，他跑来向国民政府的“洽降专员”报告：长沙日军已经接到了派遣军总部的投降命令，自即日起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严格遵从中国政府的各项指示——这下好办了，专员们再也不必“洽谈”什么，直接下命令就可以了。

那一天，整个长沙城都沸腾了。

抗战期间，长沙市经历了“四战一火”的劫难和日寇占领的蹂躏，昔日繁茂的古城早已变得满目疮痍，城市的大部分建筑只剩下了断壁残垣，湘江两岸满是焦土废墟，处处是一片破败荒芜的景象。可是，在8月15日这一天，街道上却聚满了欢呼雀跃的人群，人们跳着、叫着、笑着，把瓜子、花生和茶水塞到伞兵们的手里，一个被日军毒气熏瞎了双眼的伤残军人扑上来、摸着伞兵的衣服和武器，嘴里说着“打得好，你们打得好啊”。蔡智诚还看见，一位白胡子的老人家趴在地上嚎啕大哭、一定要给国军将士们磕几个头……

路边的树上挂满了鞭炮，有的鞭炮很长，在树杈上绕了好几圈，伞兵们走到哪里、爆竹声就响到哪里。整整一天，蔡智诚的耳朵里都充满了这喜庆的“噼啪”声，许多年以后他还幸福地回忆说：“从来没有听到过那么多鞭炮，湖南人就象爆竹一样的热情刚烈，湖南省真是个花炮之乡”。

从这一天起，伞兵二队就担负起新的任务，他们首先接管了日军宪兵队。

长沙日军宪兵队设在教育会坪（今湖南省农业厅），队长是古川武大尉。8月16日，姜键少校正式宣布接受日本宪兵的投降，命令对方提交人员、武器、装备器材和军需物资的清单，并提供军事设施和办公机构的位置图，同时强调：不得藏匿、隐瞒任何档案材料，更不得毁坏、丢弃任何武器装备。

日本宪兵队里除了日本人还有中国汉奸，并且还兼管着伪警察局。对这些人，伞兵二队当时的措施是：把日本兵转移到军营里管理；把宪兵队里的外省人（主要是跟随“开部队”进入长沙的湖北人，他们大多是武汉“复兴会”总部的汉奸）羁押起来（这批人后来都被枪毙了）；而宪兵队和警察局里的长沙本地人则继续留用、照常上班。

这个办法显得有点偏袒本地人，但却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伞兵们都来自于外乡，连长沙的街道都认不清，不依靠本地警探就没办法维持正常的治安——比如“八大汉奸”之一的邓笃恭，日军到来之前他就是警察局长，长沙沦陷期间他也是警察局长，日本投降以后他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