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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0部分（第1页）

任何政府的侵略性的好战政策，即使这个政府是我们自己的政府，我们也是这样。』

这话合情合理，但是许多地方的示威者所使用的语言，像战争本身一样，越来越充满仇恨。就在华盛顿感恩节后的星期六，2万名示威者首次喊出：“喂！喂！约翰逊！你今天杀死了多少青年？”以1964年5月2日他们首次上街抗议美国卷入战争的日子命名的“五二运动”的成员们，带着越共旗帜在白宫周围游行，为了给北越士兵收集血液而大张旗鼓地搞“输血”活动，在伯克利，言论自由运动已为越南日委员会所接替，它曾两度以占据车辆和坐轨的方式企图使运送部队的车辆无法开过。

1965年10月15日，示威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方式，这是由22岁的戴维·米勒开始的，他是义务救济工作者，他在纽约爬上一辆宣传车，宣布说：“我原准备讲话，现在我打算让行动本身来说话了”——他划着一根火柴烧掉了征兵卡。几周后，米勒被捕，尽管在8月31日国会把烧毁征兵证定为可罚金1万元和监禁五年的触犯联邦刑律的罪行，但仍风靡一时。自我牺牲的行动继续是一种最后抗议的形式，一名教友派教徒在五角大楼外面、一名信奉天主教的救济工作者在联合国外面举火自焚。

进行反示威的美国纳粹党人则带着汽油罐，举着“为乞求和平的小爬虫们免费供应汽油”的标语牌。照例是没有人赞成他们。大多数针对着抗议运动举行的反抗议的调门都比较温和。在纽约有一个大姑娘拿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道，“我希望我有一张兵役卡”。一些认真的示威是由“青年美国人争取自由组织”、“美国退伍军人团”和“对外战争退伍军人会”等团体组织的。他们的标语反映出的最好战的情绪是“轰炸河内”。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一次有代表性的游行中有这样一些标语：“我们爱美国”，“爱我们的国家”，“美国是我的祖国——对也罢，错也罢”，“我们能让他们把美国埋葬掉吗”·以及“没有比美国国旗更光荣的旗帜”等等。鲍勃·霍普对一批听众说：“如果我们让共产党获胜，我们就有需要冒终生进行战斗和牺牲一百万青年的大危险。”这是一个夸张其辞的说法，但是这和谴责总统杀害青年的说法可是完全不属于一类的。

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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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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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