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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3页）

他拿起自己的画像，仔细看了看，微微一笑，尔后一把撕成两半，随手扔在地上，像轻轻翻过一页日历。

人群立即围住他，千百双惊奇质疑的目光仿佛在问：

你是谁？为什么？！

他望着大家，歉意地笑了笑，然后大声说道：

“同志们！同胞们！我是彭德怀，就是这个画像上的人！不要抬我的画框子，应该举起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画像，还有我们的红旗！”

说着，他接过身边一位同志的红旗，向着狂欢的人群和阳光灿烂的天空，认真地挥舞了几下。

几乎在这同一时刻，远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迈着巨人的步伐，健步登上了天安门。面对亿万欢呼的人民，毛泽东挥臂发出了那震撼全世界的庄严而伟大的声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此刻的彭德怀，当然看不到天安门广场那雄伟壮丽、举国欢腾的热烈场面，但他的耳畔却仿佛震响着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那洪亮的声音：

我们的道路是艰辛的，但它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

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它是我们自己夺得来的！

我们的命运曾经是坎坷的，但它一直是牢牢地掌握

在自己手中的！

后记／再版后记

我在重病中，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顾医生、妻子和朋友们的劝告，拼着命在写这本书。胃在出血，肾在出血，还有数量不少的蛋白时刻在流失，却不得不咬着牙坚持写下去。从炎夏到金秋，拖着久病无力的身体在写着，只凭着这一口气，这一点精神，总算完成了这部作品。

曾经不止一次，我想把这本书的写作任务辞了。然而，每当想到脚下踩踏着的这片遍流着先辈父兄的血，遍洒着先辈父兄的汗，遍印着先辈父兄数千年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留下的重重叠叠的足迹的陕甘高原上这特有的厚实的黄土地，我便不忍心了。如实地记述这段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冲锋陷阵英勇战斗流血牺牲的残酷悲壮的历史，将历史的本来面目再现于人世间，为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黄土地竭心尽力做点贡献，这是我神圣的使命，义不容辞的职责。正是出于这种心理的驱使，终于完成了这部作品，并将它奉献给读者。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当年曾亲身参加了中国大西北解放战斗的王震、王恩茂、杨得志、李志民、阎揆要、罗元发、张达志、张仲良、高锦纯、杜瑜华、蔡长元、郑三生、曾思玉、郑维山、陈宜贵、程悦长、吴宗先、关盛志、刘懋功、张国维、张开基、梁仁芥、杨守谦、王文林、张英辉、刘光汉、杨怀年、陆岩石等老同志；原国民党将领彭铭鼎、马（忄享）靖、蒋云台、沈芝生、王灏鼎、丁宜中、孟企三、贺新民、陈定行等人士，或口头长谈，或提供史料，给予很大的帮助；解放军出版社的诸同志为此书的尽快出版做了许多努力。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是写出来了，身体尚待医治与恢复。不论读者怎样评说这本书，我想，也只能如此了。

作者

1987年8月初稿于病中

1988年6月改定于病中

再版后记

人世间的事情，往往有不少的巧合，也叫偶然性。当解放军出版社的有关负责人和编辑飞抵兰州与我长谈这本书再版前的修改意见时，秋雨绵绵，正值8月26日。这是兰州决战胜利的日子。感谢他们提了许多珍贵的意见，才有了这本书再版后的面貌。

我总是自信地认为，写作是没有什么技巧的。写作从来只凭一种感觉，一种意念，一种深沉的情绪。让感情的潜流宛如深深的山谷里一缕清清的小溪随着文字缓缓地从稿纸上流淌下来，至于什么结构什么技巧，那全是评论家寻觅出来的一些无关紧要的名词和概念。因为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最初曾因学来的那些结构和技巧折磨得几乎常常是废寝忘食心神不宁头昏脑胀，往后渐渐地才悟过来这完全是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作自受，于是越来越不去想什么结构什么技巧了。这本书自然没有结构和技巧可言了。

这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先是历史，再是文学。历史价值与文学价值能和谐完美地融为一体，当是上乘之作。然而，实在很难。我想，无论如何得顾住一头。于是在勉为其难时，只好避重就轻首先力争做到真实性，这样便出现了那不少的甚至大段的引文。现时看起来似乎牵强，也许过些时日后想找来那么一节引文确是很不易的事。愈是保持了原貌的东西才能愈加显示出历史的真实来，其价值正在这里。再说，作者既要引出来，也是有一番苦心在此中，甚至包括那些看来似乎是可有可无的多余文字或闲笔。

写书时是在大病中，再版前改书时仍在大病初愈的隐痛中。写时难，改时亦难。还好，总算是改出来了。至于好与坏，是与非，留给读者们仔细去评说。借此机会，我深表谢意。

作者

1991年9月28日于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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