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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2页）

对一般佃农，陈果夫也规定给以贷款，但“佃农自己备有资金13以上，欲为自耕农者，应由下级金融机关，依照上级专业金融机关之计划与指示、贷与款项、购买土地。

”但当时农村的情况是：佃农生活极端贫困，一无土地、二无生产资料、三无资金，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力过活，哪有13以上的资金呢？农贷实际上是把他们排除在外的。

另外，按《中国农民银行农贷办法》规定：发放农贷必须“邀请当地民意机关及有关团体与地方公正士绅、协同办理，以迅事切，并示公开。

”这样，农贷发放实际上掌握在当地地主豪绅手中，他们怎会把这种好处让给农民呢？当然，有些地方更加巧妙，乡长、村长、地主豪绅在信用社向他们放款时，他们也填上农民的名字，而实际上他们自己将贷款扣押。

到秋收后收款时，农民莫名其妙地要还款，“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既不愿偿还没有见过面的借款，扣掉的钱已经追不回来了，可是银行的钱仍必须还，最后晦气的当然还是农民”。

所以，陈果夫所标榜的这种为农民谋福利的农贷业务，实际上是坑害农民，就连当年国民党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也说，农民银行“所谓支援农业，实际上是支援了地主、豪绅、还乡团”。

陈果夫还以主持苏政时期的经验为由，将中国农民银行变成农产品的最大承包商，他以农行的经济优势，要各地分支机构大建粮食仓库，然后由农行出面收购粮食，他们并不是用现金，而是用所谓粮食库来收购，农民将粮食交给农行后，便得到一张粮食库券，然后凭粮食库券按市价去兑换粮食。

这样，陈果夫仅一张废纸便囤积了大量粮食，仅以发放和兑换之间的差价，农行便大发其财了，更不用说粮食价格暴涨时，农行的收益更是难以估计。

当然，更重要的是，陈果夫以此办法，将全国粮食掌握于自己手中。

当时，解放战争正激烈进行，为了应付战争，蒋介石需要大量军粮，原由国民党政府粮食部收购，但粮食部一是收不起来，二是大量贪污粮款，蒋介石便将收购军粮的任务也交给陈果夫，由农民银行独家办理。

蒋介石将粮款交给农民银行，农行在收购中赚手续费，手续费为收购金额的3％。

陈果夫从1946年开始一直办理此项业务，从中大获其利，并多次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的表扬。

陈果夫更是卖力，他曾设想将收购粮食完全纳入农民银行的业务范围，使农民银行成为全国最大的粮食托拉斯，后因全国解放，这一设想成为泡影。

2．举办信托业务，从事商业投机。

对于农贷与粮食收购中的大量获利，陈果夫并不满足，他在主掌农民银行后，其业务活动的重点便转向信托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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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取豪夺（2）

以前，农民银行靠滥发钞票大肆赚钱，1942年发行集中了，农民银行被取消了作为“法币”发行银行的资格，靠发行赚钱的这块肥肉被挖掉了，因此，便把重点转向倒卖物资，转向信托的商业投机。

当时，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使产业利润落后于银行利润，银行利润又落后于商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银行把资金抛到商业投机的活动中可瞬息万利，陈果夫正是看准了这一发财的契机。

中国农民银行信托部总部设在上海，同时在南京、汉口、杭州、广州、福建、重庆、汕头、蚌埠、西安、南昌设有分部。

中国农民银行的纯益大部分来自信托部，而农民银行信托部的纯益，主要来自中国农业供销公司。

农业供销公司由农民银行直接投资建立，是农行投资的公司行号中投资最多的一个，公司高级职员均由农行派任，以100亿元作为本金，该公司主要收购农产品，然后从中渔利。

在农产品中，一是棉花。

农行一方面以低价强迫向棉农收买，另一方面以高价卖给厂商，这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而且收购的资金还不必由农行自己出，而是由政府拨给，即由中央银行这一“发钞供应所”无代价地供给，农民银行转手之间，便获得大量利润。

由于政府的支持，陈果夫的投机生意做得又大，又无风险可担。

1947年至1948年，农业供销公司经营的棉花因为陇海铁路不通，陕西的棉花运不出，他们就利用飞机运到上海，取得巨额利润。

二是杂粮及其他经济作物，这些都是工业品原料。

陈果夫对此也十分重视，大搞贱买贵卖的投机活动，如1947年，他们在万县、常德购进500吨桐油，周转期只三个月，按当时上海市价，除去缴损耗利息外，总共盈利25亿元。

同年，农行在汉口、蚌埠两地收购蚕豆4000吨、大豆300吨，四个月周转期，盈利45亿多元。

他们还在河南等地大量收购杉木、杉桐及木板等，运到南京、上海销售，本廉售昂，致获暴利。

除农业供销公司外，陈果夫还指示农行独资开设了中和盐业公司。

中和盐业公司于1947年2月正式成立，其业务范围为购运海盐和精盐，行销湘、鄂、豫、桂、皖、赣及上海、北京、天津、徐州、蚌埠等地，并在上海、天津、汉口、长沙、衡阳等地设立门市部，其独占势力，遍及蒋管区各地大、中、小城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