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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2页）

报告书说，调查团考察了中国的一些高校，发现中国高校“受外国教育的影响巨大”，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自外国。

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学生所设。

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

报告书对陈立夫的触动很大，其深厚的民族情结促使他作出一个重要决策：要收回“文化租界”，办中国的大学。

后来，陈立夫写了《从根救起》一书，对他当时的心情作了详细的论述，他说：“文化侵略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民国二十七年到了###以后，才恍然大悟。

那时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我一一为之安顿下来。

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

这个完全采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美国制，即是英国制。

但是采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乏。

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

”正是基于这一现状，陈立夫下定决心，“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像一座中国的大学。

”为了建设中国的大学，陈立夫作了一些大的改革。

首先，在课程设置和教材方面。

陈立夫亲自主持制定了“部颁”大学课程表及课程标准，要求各校统一执行。

课程分必修与选修两种，在必修课中，增加了中国历史方面的课程，这是陈立夫特别强调的。

他说，一些大学生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缺乏了解，这种状况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自己，因为侵略者要毁灭其国家，必先毁灭其国之历史与文化。

如中国法制史、中国政治史等；语言科中，将中国文列为与外国文同等的基本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能阅读古文书籍和写作通顺文章，外国文要求能阅读所学习的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同时，陈立夫还根据当时战争的需要，提议在一些学校增设了抗战国防课程，如“堡垒工程”、“军用结构”、“兵器学”等。

在部颁课程中，凡是没有教材的，鼓励教师编写教材。

在确定课程时，由###先定了一个整理课程的三原则：第一，规定统一标准，这个标准，不仅在提高程度，而且与国家文化及建设的政策相吻合；第二，注重基本训练，先从事学术广博基础的培养，由博反约，不因专门的研究而至偏颇之弊；第三，注重精要科目，所设科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于一种学科的精要科目，有充分的修养而有融会贯通的精神。

根据这一原则，一些无用的课程删掉，一些重要而没有的补上。

如根据我国是一个农业国的情况，设立水利、肥料、茶叶、丝绸等科系，并设置相关课程等。

除了改革课程设置外，陈立夫还领导###进一步拟定各科目教材内容，以备各校试用。

1940年，在征集各校课程科目的基础上，开始编制教材纲要，当时集中了数百名教授，历两年努力，编写了各科教材纲要草案42种，颁发各校参考试行。

与此同时，###开始编辑大学用书，在陈立夫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大学用书编辑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采取特约撰稿、公开征稿、采用成书三种办法，确定了163部书作为大学教材。

几年后，各学校终于能按部颁课程标准，教材标准统一起来，一举改变了中国大学课程无中国特色，课程无中国教材的局面，为收回“文化租界”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统一大学教师评聘标准。

陈立夫认为要办好学校，教师是十分重要的。

他通过对一些学校的调查，发现大学教师的资格评聘，过去毫无标准，而且教授和副教授的评聘只有一条原则，即必须是留学返国者，他认为这种评聘既不利于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也不科学，是崇洋的表现。

因此，他主持制定了《大学及独立学院教员资格待遇暂行规程》，1940年由###公布。

该章程规定：教员资格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4个等级；对资格审及定升等年资均有适当规定，担任助教、讲师有一定年资、有特殊成绩并有著作者，均应按照规定升格为教授或副教授，不受“留学返国”的限制。

同时，对教师实行奖励的办法，凡“合格教员，可准休假进修，并发给研究费讲助金，其资深望重者，经过同科目教授之选举，可以担任部聘教授”。

以上措施的实行，一定程度上调动了教师的积极性，使学校的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都有一定提高，出现了一些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文科方面，如闻一多的多种文学史著作、王力的语法理论、钱穆的《国史大纲》、贺麟、汤用彤的哲学、逻辑课；理科方面，如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都在中国教育史上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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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教育（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