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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部分（第1页）

1996年2月24日：　在耶路撒冷中央车站附近，18路公共汽车遭到人体炸弹自杀袭击。26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2月25日：在Ashkalon出口，一个休假士兵班车站被人体炸弹袭击。一人死亡。哈马斯声称对事件负责。

1996年3月3日：在耶路撒冷迦法街，18路公共汽车被人体炸弹袭击。19人死亡。

1996年3月4日：在特拉维夫Dizengoff商业中心外面，人体炸弹发动袭击。13人死亡。

1996年4月：加利利地区和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人加大攻势。几天后，真主党向以色列发射533枚喀秋莎火箭炮，70枚落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佩雷斯用军事行动进行愤怒回击。

1996年5月29日：佩雷斯的政敌、利库德党人内塔尼亚胡当选总理。

1996年夏：蓝天的尽头，绿树沐浴着清晨几抹金黄而柔和的阳光，在微风中摇曳，有点像特拉维夫春天的早晨，带着一丝甜甜的气息。这是我钟爱的感觉。我应召回来和乌里碰面，这天早晨的心情就像呼吸到的空气一样轻盈。

入行两年了，我很快就要满二十六岁，被认为具备了能够委以重任的成熟素质。最开始，虽然不知道没完没了的任务究竟目的何在，作为一个好战士我仍然遵从命令。很快，我感到无法再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我必须熟悉环境，挑选联络人。不了解任务的真正意图我就有可能丧失时机。

欠考虑之下，我向上级提出了这个疑问。完全没想到，我的报告竟然被传阅并受到重视。两天后，乌里特意召我回来，向我讲解未来六年的行动意向。这个情况通报会整整搞了两天，每天从一早开到晚上十点多，中间没有休息，一日三餐都送到办公室，前任们一个接一个地为我传授经验。

我总算从通报会上出来了。这曾经是我想要的东西。没错，这正是我想要的东西。乌里的样子很满足，跟猫捉到了老鼠似的。他无比圆满地完成了对我的选拔。先用高强度的训练打掉我最初的抗拒，接着让我面对国家的现实和职责，把我强有力的反抗引导到恰当的地方，让我如鱼得水。好了，现在就剩下掏出诱饵，鱼儿自己来上钩了。

现在我正参与一个在规模和意义上都很重大的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个动力。为此我迈过了新的关口。我开始考虑怎么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把“造反”的梦想抛到了脑后。

第二天，指挥官叫我过去确定下次出发的时间：“乌里昨天晚上过来找我，郑重宣布的任务。他说了你很多好话。”

乌里？说我好话？我很吃惊，这可是新鲜事。

“真的吗？”

指挥官肯定地说：“当然。我当时也不敢相信。他说可以重用你。我对他说，你是个一旦有机会就会溜走的人，他却断言你有爱国心，会非常出色。努把力别叫他失望。乌里还说，用那些学院式的工作方法并不保险。你要随机应变：按自己的意愿去做，千万不要犹疑不定，明白吗？”

“明白……”

我的指挥官最后说：“说到犹疑不定，乌里建议给你用‘Hadag’1这个化名。这是一种深海鱼，游动的时候从不在海湾停留，但我也不太了解这东西。总之乌里有些想法在里面吧。”

他叹了口气把我送到门口，听天由命地耸耸肩，不过他和艾尔戴德的耸肩方式完全不同。

都走到过道里了，我还听见他在自言自语：“真是个可怜的孩子！摊上这种疯狂的职业不说，还被起了这么个可笑的化名。”

顺利开展工作的第一步，是在我马上就要去溜达的国家里建起一个自己的“中转”网络。这些“中转站”都是阿拉伯人开的，这些人出于民主理想，或者因为受到过于酷烈的暴政而和自己国家的独裁者作战。他们每天都以非法的勇气在战斗，但从不和以色列人合作。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依然是一个巴勒斯坦战士。

在黎巴嫩，权力依靠腐败和武力来维系。人民在恐怖笼罩之下，尽力重建城市和自己的生活。没人可以信任，到处都是叙利亚间谍，连国家警察也为他们工作。那些有幸挤进公务员之列的黎巴嫩人并不吝于告发自己的同胞，他们时刻准备着从自己的职位里牟取最大好处，比如只要有人付钱就听之任之。总之他们对周遭一片萧条之中的一团乱麻根本无能为力，却心满意足地干些胡乱捕人的勾当，好显摆自己的权力扩大势力范围。数目可观的情报机构选择在黎巴嫩落脚，其中有一大半是欧洲国家的，都随时准备玩一把情报买卖。因为无需顾忌官方态度，各国情报机构的工作难度大减，对我们也一样。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找准几个没搞清我们身份的恐怖组织，用钱收买若干头目，哪怕以后情况有变，损失的也只是钱。我逐渐和那些俗称“沙龙间谍”的人疏远了，他们只会给你一些敌方有意假人之手散播的情报。我开始接触没有头衔的小人物和下层军官，他们反而能帮我接近军队高层的真正实力人物。当然，这种危险系数也更大。

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旅行很有些刺激性。我太喜欢这种自由自在了。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只要考虑现在，坏的现在或者好的现在，都有可能出现在你面前。而东方国家所特有的氛围强化了我的这种感觉。这里几乎没什么时间概念。和西方奉秩序需要为社会准则大不相同，这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节奏在生活，没人把汽车或者电视节目的时间表当回事。我和这些很合拍，所以虽然身负重任还是感到轻松。一次次“旅行”的压力是一种活命的压力，因为这里的命一点也不值钱可以说是一文不值。老百姓也有同样的恐慌。他们从不把这种恐慌从外表和举止上流露出来，可是那些和你在市场上擦身而过的、迈着缓慢悠长步子的人，事实上就充满了焦虑和不安。但他们和西方人不一样，他们节制而不外露。即便是在谈论死亡——不，特别是在谈论死亡的时候，他们也会突然微笑。

我对自己的伪装身份感觉良好，很快融入了他们的社会。我终于有了机会，能让自己奢侈地享受一次重返自我世界的久违感觉。和训练相比，实地工作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这自然也是多夫所要的效果。

我利用自己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用欧洲人的眼光来打量这片土地，在差不多十五年的时间里我一直接受着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而且完全是倾向于阿拉伯人的地缘政治。另外，我还有以色列人的视角，更接近，更真实。我在两者之间转换，这使得我更理解我的以色列同事，而比西方人多一些审慎——更准确地说，是多一些清醒。

我最终和当地的线人建立了非常不错的关系，他们帮我做了不少事。这些人因各种原因而成了强权的牺牲品，要么是被无端怀疑为政敌的知识分子，不愿参与酷刑的医生，要么只不过是个和社会脱节的人。他们自告奋勇帮助我成立情报站。只需要证实他们的可靠性，以及一旦遇到有人告密他们神经的坚强程度。在这个国家，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卖自己的邻居，父母，亲兄弟。与其被哪个忠诚的邻居连带告发，不如尽快把亲人亲手交给军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