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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4部分（第1页）

……

最后，崇祯赐以吴三桂莽玉珠宝，再赐尚方宝剑，倚为皇室干将。自此，吴三桂成为大明朝最后一支训练有素，能征惯战的铁骑。

弃地守京

公元1643年，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由西安出兵，攻占三边（今日陕北一线的定边、靖边、安边地区）地带后，山西无可守之兵；京师形势日趋危急紧张。这时，大明举国上下，只有两支劲旅了，一是左良玉，一是吴三桂。

左良玉此刻兵在武昌一带，防止张献忠东出；又兼左良玉匪气严重，难以驾驭，朝中大臣不想让他入守京师。吴三桂的铁骑兵训练有素，部伍整肃，现在是扼守关宁一线的钢铁长城。这支军队如能与李自成作战，京师可保！

但是，吴三桂的军队又是目前能与满清抗衡的惟一一支劲旅，倘若吴三桂回守京师，那么，关宁一带，落入满清手中，又将如何是好？

正在崇祯举步维艰，愁眉不展的时候，给事中吴麟征上了一道奏折：

“请弃关外地，速召吴三桂入京勤王！”

陕西总督余应柱亦同时上书：“闯贼势大，非全力诛之不可。请调兵关东吴三桂及天下雄镇，会师真保之间，并力协剿，庶贼可灭。”

一石激起千层浪！

吴麟征与余应柱的奏折向一片惶惶的大明君臣打开了一条新思路：弃地回守！

然而这就意味着必然丢弃国土。这桩罪名毕竟是一桩铁铸的罪恶，主动弃地又是旷古未闻之事。这个奏折给了崇祯以希望，也给了他一个巨大的风险。他既觉刺激，又觉激动。

在崇祯看来，关宁铁骑战胜李自成，那是板上钉钉，不言而喻的事。而问题的关键是，他崇祯敢不敢把祖宗留下的基业丢一部分喂给满清这个无底洞！大明上下，对满人和李自成是一视同仁的：他们全是敌人，全是必要剿除的。满洲人是夷，李自成是寇！当崇祯只有一个王牌师时，他是先防夷，还是先剿寇？防寇则失地于夷，千古大罪也！防夷则失政于寇，千古耻辱也！

罪恶与耻辱，

内患与外患，

崇祯几天苦苦地煎熬着，思索着，……

崇祯所过的岁月好像是在泥泞的道路上，一年一年，艰难地向前走着，两只脚愈走愈困难，愈陷愈深。不断有新的苦恼，新的不幸，新的震惊在等待着他，因此他在每日的提心吊胆中惶惶不安，度日如年。为什么会这样呢？他有时似乎明白，有时又不明白。直到现在，他还没有断绝要当大明“中兴之主”的愿望，只不过不再公然对臣下说出而已，他只是默默地努力着，希望着。

崇祯内心反复较量着，搏斗着，最终，要做“中兴之主”的念头占了上风！他要做“中兴之主”，就得先解燃眉之急，而现在火烧眉毛的事就是李自成这个流贼呀！于是，崇祯最后选择了“弃地卫京师的”策略。

但是，这话他不能说。因为他是皇上，作为皇上，怎能承担放弃土地这一难堪罪名，让史家、让后人骂个狗血喷头，体无完肤呢？必须有人动议，让某大臣承担这一罪名，而他崇祯则必须扮演一个群臣公议，皇上无奈的角色，这方可对历史有一个圆满的交待。

恰在此时，蓟辽总督王永吉再次上表，请求放弃关封孤悬的宁远一带，召吴三桂入京！这给了崇祯一个台阶。他慌忙细细总览奏折，其疏曰：

宁远城孤悬二百里外，四面阻敌，防御极难。且寇氛日迫，三辅震惊，宜撤宁远，令吴三桂统边兵守山海关，若余师有警，关门之援，可旦夕而至。若此，则不独宁远军民欲入关以图存；即山海平民，也欲借宁远兵力以自助，请教镇臣吴三桂以料理。

这道紧急奏折，给了崇祯皇帝一个重新发动讨论“弃地守京”的机会！

崇祯立即召大学士、首辅大臣陈演与魏藻德，兵部尚书张缙彦前来计议。

三人立刻列齐。崇祯把王永吉的奏折给他们看了，问道：

“王永吉所言，与吴麟征、余应柱不谋而合。目今京师危急，众爱卿以为此法可行否？”

“这……”三人你看我，我看你，大眼瞪小眼，竟一时无人表态。

原来，明末大臣多是油滑虚荣之辈。他们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事情本身应如何处理，而是首先想到自身的平安和乌纱帽的安全。那种有可能带来某种责任与舆论谴责的举动，他们断不肯为。

再者，崇祯又是一个刚愎自用，力图显示圣明的勤政之君；他事必躬亲，而又不承担任何错误决策的责任；当一种决策带来恶果时，必然有一个大臣获罪下狱、处死。因为皇上是圣明的嘛！明末大将名臣如孙承宗、袁崇焕、卢像升者，哪个不是才华出众？但无一不是毁在英明而又多疑，勤政而又刻薄的崇祯手中。面对这样的皇帝，大臣们油滑自保似乎也找到了理由。

陈演为首辅大学士、名义宰相，不说话。

魏藻德亦为大学士，不说话。

张缙彦毕竟武人，却也欲言又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