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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1页）

山区的好天气，丰富多样的体育活动，无拘无束地与女人交往，放开肚子喝酒，轻松的勤务工作，受欢迎的狩猎运动，加上一个脾气暴躁却人见人爱的上校，在韦伯斯特看来，在滨湖采尔的日子正是“军人梦寐以求的生活”。

4。恼人的积分制度

这个夏天对E连的弟兄们来说可谓有生以来最完美的夏天。可事实上，头几个星期一过，大多数的弟兄们就都厌倦了。军队的官僚作风使他们失望和厌烦，他们过量地饮酒，他们很想回家。

要想回家就得积到相应的分数，于是积分几乎变成了弟兄们聊天的惟一话题，这个话题又让大家的心情变得更糟。按照陆军的积分系统，服满一个月现役、参加一次作战、获得一枚

奖章、结婚都可以得到加分。那个让人感觉遥不可及的基本分数是85分。只有达到或超过这个积分的人才有资格退役，可以马上坐船回家。分数不够者注定只能留在师里，很有可能还要参加在中国或日本的“大空降”。

军官和士兵破天荒地特别重视起奖章来。一枚铜质紫心奖章可以积5分。毋庸置疑，军队的等级制度和官僚主义体系不可避免地对积分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福利中尉回忆道：“有传闻说团里的某个副官仅仅因为挑选了采尔旅馆作为辛克的团部，就捞了个铜质紫心奖章。”

E连的弟兄们在另一方面也同样有受骗的感觉：在伞兵部队，除了紫心奖章外几乎不可能赢得其他勋章。“比如在101师吧，”韦伯斯特写道，“只有两个人被授予过荣誉勋章——502团的一个二等兵和一个中校——他们都在行动中牺牲了。温特斯少校参加过在诺曼底与德国炮兵连的激战，理所当然地应该得到荣誉勋章，但他只获得一枚优异服务十字勋章，而且这在2营也仅他一人。在E连，获得银星奖章的只有斯皮尔斯上尉和另外两三人，约有12个弟兄获得过铜质紫心奖章。但是，获得紫心奖章的人很多，而且它算不上什么奖章，只不过是步兵的徽章而已。”

E连的大多数弟兄在他们的欧洲战区饰带上只有4颗星形战斗奖章，不比那些从来没有离开基地的文书所获得的更多。“比如说麦克朗，”韦伯斯特抱怨道，“他沉默寡言、瘦高、看上去一点也不起眼，没人注意到他。但和他同在第3排的弟兄们却敢发誓，这个老家伙干掉的德国人比营里的任何一个人都多。麦克朗能嗅到德国佬的踪迹，寻而歼之；他在黎明的进攻和夜晚的巡逻中追杀他们；他费尽周折地杀德国人，他冒的风险和自愿承担的危险任务比E连的任何其他弟兄都要多。麦克朗一天不落地参加了诺曼底、荷兰和巴斯托涅的战斗。他得到了什么功绩呢？仅仅是一个欧洲战区的饰带和4颗星形战斗奖章。”

希夫提·鲍尔斯中士也和麦克朗的情况差不多。和101师的其他优秀战士一样，他没有奖章，连紫心奖章也没有，所以也没有足够的积分。大伙的怨气日趋高涨，泰勒将军不得不决定以连为单位举办一次抽签活动，抽中的人可以轮流回家。鲍尔斯不想参加抽签。“见他的鬼去吧，保罗，”他对罗杰斯中士说，“我这辈子啥也没赢过。”罗杰斯劝他去试试，没想到他真的被抽中了。

他刚一抽中，就有一个士兵提出用1，000美元跟他换这次回家的机会。鲍尔斯回忆道，“我想了一会儿，1，000美金的确是一个大数目，但最终我还是回答他，‘不，我还是要回家。’”

鲍尔斯收拾了他的战利品，主要是手枪，办好了必要的文字手续，领了回家的路费，和另外10名幸运的弟兄一起去了慕尼黑。没想到他们乘坐的那辆车在转弯时出了车祸，一辆美国大兵的卡车迎头撞了过来。鲍尔斯被甩出车厢，摔在车道上，摔断了好几根骨头，还摔出了严重的脑震荡。另外一个“幸运”的士兵在这次事故中死了。鲍尔斯住进了医院，在那儿他的路费和纪念品都被小偷偷走了。最后，他坐一艘医疗船回了家，比原先被他甩在后面的弟兄们还要晚几个月。

厨师和文书也能得到和身处一线的步兵一样的积分，这已经让弟兄们十分恼火，而混乱的积分制度更加深了这种不满。弟兄们花费了大量时间计算分数，但关键在于使团里的副官相信。韦伯斯特确信自己积了87分，但积分记录却显示他的分数还不到80分。

泰勒将军竭尽全力帮助他的这些老兵。他宣布任何一个曾参加过诺曼底、荷兰和比利时或由于受伤而错过其中一场战役的弟兄都将获得一枚铜质星形奖章。当然，这一举措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但在起初的一段时间里却招致了大家更大的不满，那是由于在泰勒宣布该决定之后，又拖了好几个星期，奖章和嘉奖令——以及随之而来的最重要的那5分——才变成了现实。

所有这些琐碎无聊的军纪细节都让弟兄们对军队及其作风的不满与日俱增。征兵人员正在军官和弟兄们之间来回游说，劝他们加入常备军，几乎无人响应。韦伯斯特说出了大多数军人的心声：“我对陆军厌恶至极，这种深深的憎恶从来就没停止过。我只要活着就不会说它一句好话。”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这样写道，“我觉得我在军队中90％的时光都被浪费了。”惟一一件让他有收获的事是“我确实学到了如何与人相处”。当辛克想给韦伯斯特一个正式任命时，韦伯斯特想了一会儿后说他情愿放弃。

5。酗酒引来的杀戮

除了记分体系会带来不满与怒气外，陆军里随处可见的酗酒现象、过量的手枪和缴获的汽车过多也都成了引起麻烦的祸根：对在奥地利的101师来说，交通事故的危险性决不亚于当初在比利时面对的德国军队。在奥地利最初的3个星期里一共发生了70起车祸，比6月和7月内的6个星期发生的事故还要多。共造成20人死亡，近百人受伤。

一天晚上，罗伯特·马什中士开着辆德国卡车带着二等兵约翰·詹诺威克从关卡走小路

回营房。詹诺威克斜靠在一扇不结实的车门上。车撞上了一根木头，詹诺威克失去了平衡，摔下了车，头部着地。马什火速把他送到滨湖采尔的团救护所，但由于颅骨破裂，詹诺威克死在了路上。他的私人物品很少，只有一只手表、几枚空降徽章、钱包和伞兵绶带。斯皮尔斯上尉把它们收拾在一起，寄给了詹诺威克的父母。“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旅程，”韦伯斯特写道，“他曾空降在荷兰，战斗在巴斯托涅。他讨厌陆军，但当今天，战争已经结束了，回家的美好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他却死了。”

马什并非酒后驾车。让弟兄们引以为豪的是，在这方面，E连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记录：一向只委派那些头脑清醒、责任心强的士兵去执行守卫任务或在关卡执勤，而且弟兄们从不酒后驾车。其他连就没有这么小心谨慎了。二等兵奥基夫回忆起某天晚上，他和二等兵劳埃德·盖伊在萨尔费尔登和滨湖采尔之间的关卡里执勤时遇到的一件事。“一辆德军的敞篷小汽车沿着路飞驰而下，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盖伊和我跳出来挡在路上迫使车停了下来。车里有两个穿着德国军装的人，都喝醉了。他们喊着‘见鬼，你干嘛拦我们？都是自己人。’

“他们是我们的空降兵，但不是我们连的。我们警告他们，‘该死的，你们不要脑袋了吗！’

“他们最后答应减速行驶。我们告诉他们再开约10英里会遇到另一个岗哨，他们必须小心而且开得像爬那样慢。他们打包票叫我们放心。

“我们下了岗之后才得知那两个该死的傻瓜试图高速穿过韦灵驻守的关卡，韦灵大喊，‘停下！停下！’喊了三声后，韦灵开了一枪打中了开车的那个家伙。”

后来韦灵到医院去看望了这个被他打伤的人；这位受伤的老兄说他并不怨恨韦灵，如果换成他，他也会这样做。

格兰特中士是托科阿时的老弟兄，他来自加利福尼亚，身强体壮，长着一头金发，总是笑咪咪的，大家都很尊重他——他在荷兰曾有过惊人的表现——也都很喜欢他。一天晚上他开车带着几个二等兵去关卡换岗。他们到了以后发现出了事。

一个醉醺醺的美国兵站在那儿，手里握着把手枪，他的脚下横躺着两具德国人的尸体。这个美国兵的汽油用完了，就强迫这两个德国人停车，并向他们索要汽油。但他不懂德语，德国人也不懂英语，他就认为德国人在拒绝他，于是就开枪杀了他们。

一个来自军事情报部门的英国少校刚好驾车从旁边经过。他和一个中士走下吉普车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那个美国兵用枪指着他们要他们掉头走路。

恰在此时，格兰特开车经过。美国兵对着格兰特就是一枪，偏了。英国少校上前一步想夺下他的凶器，美国兵转身朝他射击，他应声倒地而亡。接着，他又一枪打死了英国中士。见格兰特向他跑过来，美国兵开枪打中他的头部后跑了。

斯皮尔斯非常敬爱格兰特。他一听说格兰特受了伤，立即和福利中尉跳上吉普车赶往事发地，他们把格兰特抬上担架，车呼啸着朝团救护所开去。救护所里乱糟糟的，医生胡子拉茬，穿着一件满是污迹的衬衫，一副邋遢相。他扫了格兰特一眼说，“没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