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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3页）

“白青青，白青青！”身后，张红的声音传来。

我不理，只是一味地跑。跑过图书馆、跑过五四大道、跑过文史楼、跑过博雅塔、直到我跑到未名湖，再也跑不动了，一屁股坐在石舫上大口大口地吐着气。

“白青青，你，你跑，跑什么跑？”张红追过来，按住胸口上气不接下气。

我顺手拾起一块砖头，冲着黝黑的湖面砸去，“扑通”一声闷响。“TMD！”我咬牙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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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小声点儿！”

“张红，我现在真想跳下去，殉葬算了。”望着未名湖一动不动的湖水，我拖着哭腔道。

“哼！殉葬？”黑暗中，张红的讥笑声传来，“估计你还不够格。明天你的尸体浮出湖面，大家还埋怨你污染环境呢！”

我闭上嘴巴。这时，湖心小岛上有《二泉映月》的二胡声哀怨地传来。

张红扶着的我肩膀，紧挨我坐下，道：“青青，你来得时间太短，你根本不了解北大的情况。有时，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可我是在学习，又没有搞破坏！”我愤怒地冲她嚷嚷。

“你学习有什么了不起？”张红大声反驳，“来北大的哪个不是在学习？你看那么多的脑袋，那么多的书本，你连渣子都算不上！”

“张红，你说话太难听了！”我扭过头不理她。

“难听？哼哼，难听的还在后面呢！我现在只是把别人说你的话转述给你听，好让你早点儿看到自己在北大是个什么角色！”

“我是渣子，北大的渣子。可尽管这样，我们还要厚着脸皮往它屁股上贴。”我喃喃自语，“我们干吗要受这种嘲弄？！”

张红轻轻地握着我的手，安慰我又像安慰她自个儿：“听我说，你只有先‘被嘲弄’后，才有资格去‘嘲弄’。”

“我不愿意‘被嘲弄’，也不想‘嘲弄’。我只想平平淡淡地生活，可就这点，也这么困难。”

“想平淡，为什么不回家去？为什么来北大考研？”

“我不一定非考上不可，我只是想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我急急地表白。

“呵呵，你是圣人！”她讥笑。

“那你呢？”

“我花了五年时间，若像你一样圣人，那我脑袋里肯定积了粪！”

经过这次占位风波，我乖了许多，再也不乐陶陶地认为自己与北大人无异。“边缘人”说得再好听也是“边缘”，名不正言不顺，就跟大家族的妻妾成群似的，妾再美好、再受宠她也是妾，天生便是艳羡别人登堂入室的命。

还有，我懂得了“夹着尾巴做人”。

我再也不明目张胆地占教室前几排的座位，无论授课的教授多么令我痴迷、钦佩。因为我知道，我是来“偷”的。在礼堂听讲座时，即便有空位置，不到响铃声拉起，我是绝对不敢坐的。我害怕再有一群北大学生满腹牢骚地说：“看啊，这些外来者把我们的地盘都抢尽了。”

以前，我还和一些光华学院的学生交了朋友，可现在我对他们全部敬而远之。我知道他们矜持和气的笑容底下蕴含着什么，我也知道哪怕我掏心掏肺、哪怕我们亲若“兄弟姐妹”，在我没有拿到那张巴掌大的学生证前，对他们而言我永远是异类。我之于他们，只是一种怜悯或是不一样的空气。当然，在我没有把他们忘了之前，他们便先把我给忘了。

张红总是去北大文史楼上自习，我开始成了她不折不扣的“跟屁虫”。

钱钟书曾经在《围城》中写道：现在的大学当中，数理系的瞧不起化学系的；化学系的瞧不起社会系的；社会系的瞧不起中文系的；中文系的瞧不起哲学系的；哲学系的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给他们瞧不起，只好自己瞧不起自己。

私下里，我认为，倡导“自由、平等”的北大也分三、六、九等。比如光华学院的教学楼、宿舍楼是北大最新潮、最明亮、最舒适的，光华学院的学生也显得格外趾高气扬一些，其次是北大法学院。随着那幢崭新、别致的逸夫楼的建成，法学院师生们的笑容似乎也灿烂了许多（当然，随着近年理工楼等新教学楼的兴起，这些风光已经不再）。

据说，北大教授俸禄的差距也大相径庭，具体情况我不得而知，但看着光华学院以及法学院门前泊着的豪华私车以及文史楼前破破烂烂的自习车便可见一斑。还有，光华学院的教授们总是西装笔挺、风度翩翩，十足养尊处优状，但我在文史楼见到的教授们却大多是不修边幅、面黄肌瘦、一副营养不良状。甚至有一次我还看到一位矮小的老教授，歪戴着一个皱巴巴的鸭舌帽，身着一件文革时代的蓝布大褂，胳膊上挎着一个我父母辈时的黑色人造革皮包，佝偻着腰从办公室里走出。若不是他鼻梁上那架断了腿又用白棉线绑起的塑料眼镜，我还真以为是乡里的穷支书进了城。（事实上，可以说连穷支书都不如，简直就是时光倒流！）

有时想想真觉得不可思议。毕竟，北大中文、历史均是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史的翘楚啊！看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即使残酷却是真理。

言归正传。

文史楼在未名湖畔，由梁思成设计，古色古香，但毕竟上了年纪，里面冬冷夏热，光线昏暗。桌椅也有许多破破烂烂、缺胳膊断腿的，搞不好，真的就像“大学自习室”的FLASH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