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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部分（第1页）

二　要好制度，还是要好国王

§孙中山与黄兴的严重冲突

“华盛顿神话”作为一种政治理想登陆中国后，各色政治人物自然不会放过这一深具政治效果的“思想资源”。　围绕中国特殊的文化传统，和不同政治集团的现实需要，“华盛顿神话”与近代中国缠结互动，不断变幻传衍，一幕幕活剧令人深思浩叹。

在推翻封建专制的斗争过程中，华盛顿成为一面最好的旗帜，一个最吸引人的口号和标语。1922年，《申报》创刊五十年庆时，民国政要张一麟撰文感慨地说，我十六岁时，就读到华盛顿的故事，每每心醉神往不已，常自忖有生之年能亲眼见到*政体在中国实现吗？回想近五十年来，中国若有华盛顿这样的人，人民哪里还会遭受到那么多痛苦！

“华盛顿神话”很快成为激励革命党人的思想武器。兴中会的机关报《中国旬报》公开倡言：“以华盛顿之心，行华盛顿之事”。华盛顿成为鼓励人们革命救国的样板，成为革命派们的实践楷模。知识分子们大声疾呼：我堂堂中国有“四万万人”之众，何以“竟无一华盛顿其人者耶？”期望人民以华盛顿为榜样，奋起抗争，作“无名华盛顿”。邹容在《革命军》中更是激情澎湃地号召“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体制，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要“使中国大陆成净土地，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华盛顿被转化为呼号鼓动革命的动力，是“华盛顿神话”的政治效果在中国的一大转折。

孙中山早年投身革命运动时，也欣然把华盛顿与商汤、周武并列，作为自己景仰的对象。华盛顿受命于危难之际，戎马倥偬，赢得美国独立，首创*共和，使孙中山感佩良深，誓言在中国“革命成功之日，效法美国选举总统，废除专制，实行共和”。身受美国教育的他，高人一筹地认识到，从“同心一致，以赴公义”的“国民革命”立场来看，那种对华盛顿顶礼膜拜、无限神化的论说，其实是“及中带有专制国虚伪之遗传，而自行杜撰”的结果。他把华盛顿请下“神坛”，认为华盛顿统兵出战，“是各尽所能，以行义务，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固无所谓归心于谁也”。他对军队将领们满怀热忱地演讲：“我们革命军人，如果能够把革命做成功，便是美国的华盛顿，否则便是滇军的某师长（军阀）……”

然而事情很快起了变化，孙中山不得不背离自己的意愿。

1914年6月，二次讨袁失败以后，国民党在东京召开了一次会议，准备通过新的党章，计划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孙中山痛感自民国成立以后，国民党松松垮垮，党员目无纪律。他认为革命的失败完全是因为国民党团结的战斗精神丧失殆尽了，必须重新改组国民党，恢复高度集中统一的铁血专制，重塑领袖即他本人的个*威。在新的党章中，党员被分成了首义党员、协助党员、普通党员，革命如果成功，相应的他们就会成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更重要的是，每个入党的人都被要求在一份誓约上按指模，发誓“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如有二心，甘受极刑”，看上去完全是秘密帮会帮规的翻版。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4）

孙中山早年效法华盛顿“虽职有等差，而分皆平等”的决心，此时荡然无存。一生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愤怒了！这还是那个以平等、博爱、自由为旗帜的共和革命党吗？面对一个党员和群众竟然享有不同权利的党，他严厉地质问道：这样一个让全党效忠一个人的党，把党员分成三六九等的党，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是古罗马的贵族院吗？这是专制主义！如果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和袁世凯还有什么区别呢？！黄兴这一“攻击”党的领袖的行为，遭到革命党人众声谴责和孤立，党内民意完全倒向孙中山一边。

为什么这种逆*潮流的举措，当时竟然还能够得到大多数革命党人认同乃至拥护？当时革命屡屡失败，存亡危急之时，也许孙中山感觉到，*不能成为一盘散沙，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孙中山囿于时代的局限，还没有把它看成是一个集体，只是把他当成一个人，所以他要把权力收拢来，集中到一个人的手里；非废*，乃时势使然。而在黄兴的眼中，这是与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驰的，*与共和，是任何时候任何人都必须坚守的底线。这一点原则无存，不管两人的个人感情有多深，他黄兴都不答应！孙中山与黄兴，在革命党人中并称“孙黄”，黄兴数次在紧要关头坚决力挺孙中山——“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孙中山赠给黄兴的这幅对联，也足见两人感情之深，信任之笃。而这次黄兴却与孙中山发生了严重分歧，他拒绝加入孙中山改组后的中华革命党。会议之后，他与李烈钧出走美国去考察*了。

孙、黄之争，非为私情，实关公义。非常时期与伟大领袖，往往是*的大敌，如果非常时期出现伟大领袖，那更是大敌的大敌。斯时斯际，*价值是最脆弱的，*最容易向权力输诚，权力最会乘机把*收编。华盛顿是美国的独立英雄、精神偶像，但美国人民并没有把他供奉上权力的神坛。在这块土地上，不允许有政治神坛的立锥之地。美国人敬仰华盛顿，却更相信*制度的力量，对权力始终保持着警惕。他们信奉的是“人世间的一切权力都必须是有限的”，这是美国政治传统中最核心的东西，出于对统治者先天的不信任，使他们必须给权力套上辔头。

自从华盛顿的政治神话诞生那一天起，美国的有识之士就保持了一份冷静和理智，破除对华盛顿的个人迷信和崇拜。1775年，约翰？亚当斯促成华盛顿当选大陆军总司令，可他感到局促不安，因为历史的经验使他深感担忧：“凡强者无一不竭力攫取一切他们可能获得的权力。”华盛顿声望高涨，如日中天时，1785年，亚当斯清醒地忠告美国人民：“我为华盛顿的性格感到光荣，因为我知道他不过是美国性格的典型例证而已。”而当财政部长汉密尔顿1792年建议把华盛顿的头像铸造在美国硬币上时，遭到了共和党人的强烈反对，主要理由就是他在制造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

华盛顿心地光明而又谦逊质朴，行事为人处处让人体会到他的谦卑、真诚。他担任总统期间不可能没有异议之声，也不可能完全不遭非难。特别是他的第二任总统任内，党派斗争激烈，批判他的言论甚嚣尘上，即使他已卸任斯职，仍然有不绝于耳的批评声音。但他作风平和，踏实认真，总能虚心聆听。他喜欢精神上的淡泊，从不愿沽名钓誉，炫耀自己，他甚至谢绝了终生挚友克雷克医生代表一位作者为他立传的请求。他说“我希望能悄然无声地融入山川大地，了断与尘世的一切纠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5）

林肯曾热情赞颂道：“给太阳添光和给华盛顿的名字增辉同样徒劳无益，谁也别想这样做。让我们以庄严敬畏的声音来念诵这个名字吧！让它放射出永远不灭的灿烂光辉！”华盛顿之所以成为一个“政治神话”，绝不是对他个人的无限拔高和随意盲从，而恰好因为他是美国宪法人格化的政治象征，代表着美国终极价值观念，因此他不但成为美国政治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构成世界政治文明的一部分。

§不丹国王给全世界上了一课

对于一生为了革命“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孙中山而言，他内心深处绝对不可能滋生皇权思想。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先生为促成南北统一，毅然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让位于北洋政府的袁世凯，并于当月20日乘船去福建游察。当船抵马尾时，他看到欢迎他的人群中和水面的大小船只上，都闪动着“欢迎孙大总统”和“孙大总统万岁”的大小纸旗和布条。他很不高兴地说：我已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为什么还要这样高抬我？他对上船迎候的福建都督孙道仁说：“这太不成话了。就是共和国的总统，退了位，就是一个平民，怎么还要称‘孙大总统’？再说什么‘万岁’，那是专制皇帝硬要他手下的官民称颂他的。我们为了反抗这个‘万岁’王朝，多少革命同志抛头颅、洒热血，才取得了消灭掉清王朝的伟大胜利。如果我接受这个专制王朝的称呼，我对得起那许许多多的先烈吗？”他要求孙道仁立即撤掉这些纸旗和布条，否则决不上岸。孙道仁立即传达，大小船只和人群也立即照办，孙中山这才欣然上岸。

尽管如此，我今天依然衷心地敬佩黄兴当年的固执和勇气。他反对孙中山个人极权的声音振聋发聩。他的先见之明就在于，他深知拥护一个伟大的领导不如拥护一个伟大的制度。一旦“领导地位”被无限“强化”，以后要返归正常，是难而又难的。孙中山本人不会过于独权，但是谁能保证其继任者也有这种道德觉悟？后来的事实果然被黄兴不幸猜中。诚如毛泽东说过，中国“百代皆行秦政制”。我们一次次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总是跳蚤。

勿谓言之不预。民国肇始，孙中山也曾寄厚望于袁世凯成为“再造共和”的“中国华盛顿”。尽管袁世凯上台后，信誓旦旦地表示：“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其骨子里却没有一点点*细胞。共和之诺言犹在耳，而袁世凯早已横下一条心，要把皇冠从历史的垃圾堆中捡出来戴上。并最终将专制*一步步推向极端。有人劝他，可以通过修改约法，成为终身大总统，他不干；又有人劝他可以再进一步，规定继任总统由现任总统决定，这样就可以总统世袭，他还是不干。他最终恢复了帝制，死在了国民的反抗与唾骂声中，皇帝梦只做了83天。

华盛顿早生于袁世凯137年，一个听从政治良知和国家民意的召唤，一个为权欲私心而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与进步的意识上，袁世凯与华盛顿相差何止千万里之遥。

1783年3月15日，他召集一次决定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军官大会，呼吁军官们不要“打开内乱的闸门”。在演说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付眼镜，说：“请允许我戴上眼镜。为了这个国家，我不光熬白了头发，还差点弄瞎了眼睛。”在座的铮铮铁汉们流下了眼泪，暴动和内乱的乌云顷刻之间消弭。华盛顿这样为国家鞠躬尽瘁，居功至伟，但他从不曾自我膨胀，恋栈高位。1792年又是总统选举年。他对麦迪逊说他情愿拿起锄头去挣块面包吃。他曾对一位友人吐露真情，说他当总统时的心情“同一个罪犯走向刑场时的心情没什么两样。”华盛顿需要的酬劳只是能在自己的葡萄架和无花果树下，逍遥自在地纳荫乘凉，享受解甲归田告别权力的轻松。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6）

1796年，两届总统任期结束后，他坚决拒绝竞选连任，回归平民。当时的联邦政府官员没有薪金，华盛顿自从担任大陆军队司令后就没有拿过一分钱报酬，离任时两袖清风。为了感谢他对美国的贡献，家乡的詹姆斯河运公司决定赠送他价值５万美元的股票，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这对正需要钱来维持晚年生活的华盛顿不啻是“雪中送炭”。可他转身把这笔股票捐给了列克星敦财政困难的一所学校，这是当时全美国私立学校所得到的最大一笔捐款，他用这笔钱救下了这个学校。

1797年3月15日，华盛顿回到了久别的家园，在他所梦寐以求的那片土地，开始他告别政坛之后的新生活。这位六十四岁的老人动情地对妻子说：“我们终于回到了自己平静的港湾。”从此在弗农山庄，人们每天都可以看到一个在田野上骑马漫步的闲散农场主。他每天天不亮起床，匆匆吃过简单的早餐后，便骑马巡视整个庄园，并听取管家的汇报，经常挽起袖子，与仆人、佃户或奴隶共同劳动。

华盛顿从不拒绝人民赋予他的责任，但从不曾为权力和交椅而战。美国人民因此摆脱了历史上通常的革命悲剧：以争自由始，以行专制终。

而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战国时期庄子就说：“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权谋文化盛行了几千年，为一已之私，军阀政客们可以为所欲为。“窃国大盗”袁世凯的表演，更是利欲熏心的典型代表。为了登上皇帝宝座，他不顾全国的怒潮汹涌澎湃，不但讨好日本侵略者，屈膝投降，丧权辱国，承认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他的亲信甚至无耻到将流氓、*等组织起来，美化为“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请愿团”……可谓表演得淋漓尽致。华盛顿能当君主而绝对不当，袁世凯明知不能当拼了老命也要当；华盛顿为自由留下的是路标，而不是墓碑，是激励，而不是沮丧；袁世凯给中国留下的不是太平盛世、国富民强，而是“僭窃继起，叛变屡作”的乱象。这就是他们的区别。

在今天的俄罗斯，能力出众的前总统普京实现了俄罗斯的“初步中兴”，支持他连任的民意率在七成以上，人民甚至愿意修改宪法来扫除“法律障碍”，让他“二世三世”继续当总统。但普京不为所动，他知道这么一来，就会动了*的“基因”，政治就会如此“遗传”下去，害*非浅。普京经受住了权力的诱惑，没有在最关键的一刻丢失了自己。2008年3月24日，人口不足百万的不丹王国迎来其历史上的首次*选举，产生首个民选政府。此次选举意味着国家政治体制将由原来的世袭君主制变为议会*制。而令世人惊叹的是，这个转变的推动者正是不丹的老国王吉辛格？旺楚克本人，多年来他一直执著地致力于推行政治*化。有意味的是，一百年来，不丹一直实行世袭君主制，没有宪法，也没有政党。不丹人民并不要求实现*制度，他们对自己的国王辛格？旺楚克非常依赖和信任。以至于当国王主动放弃权力，宣布实行*制度的时候，很多民众深感忧虑和震惊，有人甚至掩面而泣。于是国王真诚地劝导民众：君主制度不能保证永远都有好国王，而*制度则可以保证人民有权让不好的国王下台，从而维护民众的利益。他语重心长地告诉人民：“为了不丹人长远的幸福，我们必须推行*，一个有效的制度比王位更重要。”

两位“国父”的命运：孙中山和华盛顿（7）

品味一个小国之君的这句名言，再回首当年孙中山与黄兴之争时，我们能不对黄兴肃然起敬吗？

三　“华盛顿神话”在中国的悲欢际遇

§孙中山乐观太早了

在近代中国，孙中山实践“华盛顿神话”的悲剧性结局，无疑是最意味深长的一幕。

孙中山和华盛顿均是在中美两国由君主政体转变为共和政体的关键转折点上，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然而，华盛顿取得了成功，美国后来居上，其成熟的宪政体系被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仿效；相反，孙中山创建的资产阶级*共和体制却如昙花一现，很快夭折，成果被袁世凯所窃夺。同途何以异归，人们不禁要追问：同样致力于实现*共和、追求国家统一，为什么华盛顿二任隐退，孙中山却三月任终？为什么美国能成功建立共和制度，而中国却一再出现专制复辟？难道华盛顿的政治神话，真如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所言“好像能工巧匠创造的一件只能使发明人成名发财，而落到他人之手就变成一无用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