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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甲午战败，1895年4月，天朝首辅李鸿章枉驾屈尊，赴“蕞尔”小国日本马关乞和。议和期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访。两个交锋多年的“老朋友”展开了一场有意思的对话：

伊藤博文：三十年前，还是受到中堂大人您的感召，博文这才奋然投身政界啊！

李鸿章：这个倒是闻所未闻。

伊藤博文：“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当年中堂壮志，气冲霄汉。博文那时二十多岁，读了中堂此诗，热血沸腾哪！

李鸿章：年轻狂妄，不值一提。

伊藤博文：不然。一万年来谁著史？自然是中堂这般人物。博文不才，虽略通汉学，不敢谈万年之事，但心中有几个疑团，今日幸会，还请赐教。

李鸿章：有话请讲。

伊藤博文：贵国汉有霍光，一代权臣，中堂与之作比，自以为如何呀？

李鸿章：霍光是宰相，我不是。

伊藤博文：那诸葛孔明呢？他是忠臣、儒臣、军事家、政治家、外交家，博文以为，华夏三千年，集此五种资格于一身者，孔明之后，中堂一人而已。

李鸿章：孔明赞主创业，鸿章保主守业，守业比创业难哪！其他的嘛，老夫的犬马恋主之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或与孔明似之？

伊藤博文：那中堂与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相比如何呀？世人论中堂，称为“东方俾斯麦”，中堂如何自评？

李鸿章：他与我，都志在富国强兵。

伊藤博文：中堂以为博文如何呀？

李鸿章：历史自有定评。

这是电视剧《走向共和》的一个片断，虽属艺术表现，却也传神之至。李、伊二人，均系心高气傲之人，在各自国家莫不举国听命，权倾一时。1885年，中日因签订《天津条约》谈判时，李鸿章就与伊藤博文交过手了。不过那时李鸿章因胜券在握成竹在胸，高傲异常。当因分歧过大伊藤博文提出以罢谈相威胁时，李鸿章勃然变色，厉声喝斥道：中国并未有错，若谈判破裂，我就只好准备打仗了！伊藤悚然心惊，见无便宜可占，只好悻悻然签订条约。但他毕竟领教到李鸿章的厉害，后来还私下对人说：“前在天津见李中堂之尊严，至今思之犹悸。”（梁启超：《饮冰室专集》）。

然而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十年之后，时移势易。“风雨孤舟夜，关河两鬓霜”，此时李中堂乃系一介丧权辱国的降使之身，不得不把盛气凌人的架子放到一边，向胜利者纳款乞和，屈尊输诚。其羞怨复杂的心情，可以想象。伊藤博文以胜利者的礼貌周全，带着故意不露声色的傲慢气焰，顾盼自雄，和中堂大人青梅煮酒，东瀛论剑，笑谈四海英雄。

真是岁月无常，天翻地覆啊！伊藤道，我曾经给过大人一句忠告，希望贵国迅速改革内政，否则我国必定后来居上，如今十年过去，我的话应验了吧？李鸿章叹了一口气说：改革内政，我非不欲做，但我们国家太大，君臣朝野人心不齐，不像贵国一样上下一心。如果我们两人易地以处，结果会如何？伊藤思忖良久，缓缓说：如果你是我，在日本一定干得比我强；如果我是你，在中国不一定干得比你好。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2）

§一个飞黄腾达之日，一个身名俱灭之时

马关谈判是一场恶狼与羔羊的痛苦较量。在第三次谈判完毕的归途中，年近七旬的李鸿章，遭到日本极端分子小山丰太郎开枪刺杀，“中左颊骨，血流不止。子未出，登时晕绝”　医生们经过统一会诊，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手术，取出子弹，并且必须静养多日，不能稍劳心力。李鸿章闻言慨然道：“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死生有命，我宁死无割！”第二天，见血满袍服，他叮嘱将这件衣服好好收藏起来，怆然长叹：“此血所以报国也。”

李鸿章不顾自己的伤痛，立即向清政府请示，我虽然身受重伤，幸未致命。愿我本人的不幸，换来大清举国之大幸，使此后和款易于商办。为了尽快达成和议，李鸿章忍受着巨创深痛，卧病在床，仍坚持口授事机，指导谈判，随从人员力谏不听，众医苦之。李之遇刺，引起日本政府极大惊骇，认为它“损害国家荣誉”，并深怕激起列强干涉和中国代表返国，拒绝谈判，因此改变了策略。身负重伤仅仅三天后，当日本外相陆奥宗光终于通知李鸿章无条件停战时，他十分高兴，表示“本人负伤未愈，不能躬赴会所商议，然就病榻谈判，随时皆可。”（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面对日方提出的极其苛酷的谈判条件，他头缠绷带，强忍剧痛，抱着“争得一分是一分”的态度，在谈判桌上拼尽全力，苦苦争执，几至于乞怜，“舌敝唇焦，磨到尽头处”。　他的苦苦哀求，虽然不会得到伊藤等人的怜悯，但终究据理力争取得一些成效，使清政府赔款减少三分之一，割地减少了近二分之一，使日方在最初提出的和约底稿上作了较大的让步。伊藤博文恐其没完没了地讨价还价，最后强硬地表示：“中堂见我此次节略，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鸿章这才将谈判详情电告清廷，请求指示。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电示李鸿章，“如竟无可商改，即遵前旨与之定约。”尽管接到了最后谕旨，李鸿章在最后一次的谈判中，仍然努力争取，就像“市井买卖，彼此争价”似的，要伊藤赔款再减五千万，五千万不能让，让二千万，甚至苦苦哀求：“无论如何，总请再让数千万，不必如此口紧”，“我并非不定约，不过请略减。如能少减，即可定约。此亦贵大臣留别之情，将来回国，我可时常记及。”关于当时的谈判情景，梁启超形容为“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犹为酸心。”寒碜悲切，令人泪下。然而既属战败求和，能要求上门求和者挺起腰杆，威风凛凛、堂堂正正吗？

马关归来，李鸿章已经精疲力竭了，谁想刚一回国顿遭万人唾骂。在朝野上下“废约再战”的声浪中，举国群情激愤，恨不能将“卖国贼”李鸿章食肉寝皮。有人甚至写出了一副四处传扬的对联：“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李鸿章排行第二，杨三为当时苏昆名丑）朝廷见民怨沸腾，即令李鸿章奉旨“入阁办事”，实是“久居散地”。轰轰烈烈的“洋务自强”，至此竟如风中泡沫，转瞬破灭。

秋风白发人，英雄末路处。李鸿章忧谗畏讥，仰天长叹：

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

大臣与首相的差距：李鸿章和伊藤博文（3）

此时又有谁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李鸿章一手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他心中其实比任何人都锥心痛苦。他的朋友吴汝纶回忆说：“平壤之败，李相痛哭流涕，彻夜不寐……及旅顺失守，愤不欲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