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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2页）

“种子在中国市场不是完全开放的。”艾伦说，“根据中国的政策，作物种子只能通过其与中国的合资公司进行销售。”

艾伦描述了先正达蔬菜种子的销售流程：在北京周边的顺义、山东寿光等地，先正达投建了专门的种子培育基地，并对培育出的种子进行加工、分装，再利用物流供应链散布到全国各地。这种物流甚至可以用快递，因为种子都很轻。

相比之下，大田农作物的种子销售则复杂很多。我国2007年修订发布《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规定，农作物新品种育种和种子开发生产属“限制外商投资的产业”，中方必须控股50％以上。也就是说，外资公司只能与本土种子公司合资，共同发展大田作物，且不能控股。

直到2008年初，先正达才完成了与河北玉米种业公司三北种业的股权转让的法律手续，得到三北种业49％的股份。

2007年，先正达与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签订为期5年的合作协议，致力于对玉米、大豆、小麦、甜菜、甘蔗等主要作物新农艺性状的研究。同年2月，先正达又与安徽农科院水稻研究所达成为期8年的合作协议，旨在以水稻为模式植物，对新型基因功能进行实验室和田间验证，用于玉米、大豆等主要作物的性状研究。2006年10月，先正达还在中国建立了农业领域首个独资的生物技术研究中心。

北京奥瑞金种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韩庚辰指出，外资巨头在研发领域投入非常大，与国内企业的差距是“几何数量级的差距”。

化学巨头陶氏化学也打起了中国种子生意的主意。2009年2月，陶氏化学的全资子公司陶氏益农公司与中国杭州的中国水稻研究所宣布，双方已签署一份研究协议，将把陶氏益农的生物技术平台同中国水稻研究所的先进水稻种植资源相结合。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跨国公司高管指出，中国种子行业的分散性是特别明显的，从产业化来讲还是起步阶段，也就是打破过去的所有制，从国有到市场化。

制造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详见http：。）

针对公众对粮食安全问题的关注，“越开放越安全”的舆论也出现了。

持外资威胁论者的论点基于一个假设：种子安全是粮食安全的第一道屏障，如果中国农民大面积使用洋种子，一旦中国与外资企业总部所在国关系发生变化，洋种子一断供，中国怎么办？对此，孟山都的表态是：孟山都是一家上市公司，严格遵循上市公司市场运作规则。孟山都的所有经营和管理行为根据市场经济规律，与政治无关。

孟山都大中国区企业事务部高级总监孙晴说：“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他们只购买那些帮助他们获得更好收成的种子产品。孟山都与农民的关系是在中国分享成功，这与中外关系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孟山都的高管对中国农民的恭维实在令人不敢当，原来中国农民是“最精明的商人”！鉴于正确的选择已经全部被孟山都等跨国公司所包揽，“最精明的”中国农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被孟山都所奴役，正如阿根廷农民和印度农民一样！

先锋公司中国区总裁刘石则说：“粮食外交，我是不赞同的。主权是不能买卖的，粮食是能买卖的。国际上有便宜的就买嘛。国外的一进来就说灭顶之灾，就要拒绝人家进来，那这个思维上就出问题了。经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改革开放，就必须得开放，我先进我出去，你先进你进来，这是不存在灭顶之灾的。”

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所长林敏说，不能总是以一种冷战思维来看问题。

总之，这些专家指出，现在的局面是越开放越安全。

政府要做的是进行产业政策引导，建立统一审定标准和产品质量标准，扶持品质好、质量高的品种和产品，淘汰没有推广价值、简单模仿或同质化的品种和产品，而不仅仅是补贴。

刘石说：“是否给国内种子企业一定的保护期？我们发现凡是开放得较早的行业，都发展起来了。没有外力刺激的话，很难集聚和整合。”

林敏说：“不能一味保护，盲目抵制，那样国内的也长不大。”

那么请问：为什么美国农业已经长成世界第一大了，而美国的农业部门一半多的收入仍然来自政府补贴，而且在多年的外贸谈判中，美国从来拒绝取消对农业的巨额补贴？说到这一点，鹦鹉们却绝口不提向美国学习了！

巧妙包装，打造形象

转基因寡头拥有成熟的包装手法，策略之一是用学术研究来掩盖其控制世界人口的意图，用国际组织的金字招牌来迷惑大众。

1927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大量资助德国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集团与法本公司建立起密切联系。

20世纪3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大力资助纳粹德国“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研究。洛克菲勒基金会发展分子生物学这个新学科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回避和削弱其种族主义优生学所面临的社会批评。纳粹德国已经让“优生学”背上了“恶名”。他们招聘化学家和物理学家来创建新的学科，他们把这个新学科命名为分子生物学，以区别于经典生物学。

在1932～1957年这20多年间，洛克菲勒基金会拿出了数目可观的9000万美元来支持建立分子生物学这一新学科。

193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中，韦弗尔第一次运用了“分子生物学”这一术语来描述他们对这一研究的支持。洛克菲勒集团里里外外的人都把它视为社会控制和社会操纵的最终手段，即优生学。该基金会的科学家充分借鉴了人种优生学的研究，基于几乎所有的人类问题都可以通过基因和化学操作来解决这一基本假设，创立了分子生物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韦弗尔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是世界上所有分子生物学研究的中心。

1941年，洛克菲勒的科学家们就已经为他们后来的转基因生物和基因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6年初，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分子生物学新领域的基因学家聚集在冷泉港由卡内基和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优生学记录办公室，参加一个题为“微生物基因学”的大型科学年会。

1952年约翰三世成立人口理事会。

1953年约翰三世成立农业发展理事会。约翰三世的农业发展理事会还为经过精心挑选的几所亚洲大学聘请了美国大学的部分教授来培训新一代的科学家。最好的科学家会被选送到美国攻读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从跨出美国大学校门之日起，这些科学家就会遵循洛克菲勒的农业发展观而卖命工作。这个精心构建的网络将在日后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全球传播转基因农作物的战略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1961年洛克菲勒三世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了“第二次麦克杜格尔讲演”。他告诉听众：“在我看来，人口增长是当今社会仅次于核武器控制的头等大事……过快的人口增长带来的问题由于其冷酷的必然性和数字上的确定性，使得人类社会的前途变得惨淡和可怕……人口增长的严酷现实打乱了人类的基本需要，并且阻碍了人类更高需求的实现。”

1966年福特基金会投入相当一部分资金与洛克菲勒基金会并肩作战。福特基金会是一家与美国政府、情报机构和国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