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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审问”是逃不了的，但都被我连蒙带赖地搪塞过去。

彪子调到说唱团以后，一度情绪很低落，对于我们的关系也不大有信心。于是，我决定把我们的事正式告诉父母。

“那个男孩你们见过，就是上次到咱们家来的那个。”

爸爸半天没说话。

“他对我可好了，关心我，照顾我，不让别人欺负我……”

爸爸还是没说话，眼圈有点儿红。

“爸，我想让他到咱家来。”见爸爸仍不做声，我嘟囔着补充一句，“反正我们俩已经好定了。”

爸爸看看我，眼神里充满了我难以读懂的意味。

直到我自己做了母亲，才终于明白父亲的心。从小我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宠爱无度。而那一瞬间，父亲突然觉得女儿长大了，要离开他了，怎能不失落呢？

父母这边点了头，我立刻跑去告诉彪子。

“那……那我什么时候去呀，我……我说什么呀？”

“傻”女婿（2）

“你上次不是已经不请自去了吗，你都说什么了？”看他满脸通红，要打退堂鼓似的，我忍不住抢白。

“我……我进门就干活，我扫地，擦桌子，洗碗……”

我哈哈大笑：“你呀，你做饭得了。”

谁知彪子当了真，那天真就下了厨房，给我们做了几个菜。最好吃的是土豆片炒青椒，土豆炒得很面，青椒很入味，至今都是我们家的保留菜。

事后跟他家里人一讲，简直笑掉大牙，彪子在家哪做过饭呀！

以后，每次到我们家都是他掌勺。他会做很多花样翻新的菜，并不参考菜谱，好像突然无师自通了。

妈妈50岁的时候得了一场“怪病”，焦虑多疑，常常一个人哭，情绪很不稳定。去过好几家医院检查，拿回许多红红绿绿的小药片，没有得出定论，病情也不见好转。

有一天，家里接到石家庄老家发来的电报：父亲病危速回。

妈妈急急忙忙坐上火车，一个人回娘家探望我的姥爷。

一个星期以后，又接到石家庄的电报，说妈妈也病重了。

看着电报上冷冰冰的几个字，我和妹妹“哇”地大哭起来。

彪子很镇静，当即骑上自行车去买票，又回来帮着简单地收拾了一下行李，陪着我们父女三人直奔火车站。

我以为，他只把我们送上车，没想到他竟也给自己买了一张票，因为不放心，要跟我们一同回去。到了那里，看到妈妈病情暂时稳定下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他又连夜赶回了北京。

走时，他拍拍我的脸：“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去接你。”

我们一家回北京不久，姥爷便去世了。当时忙着照顾母亲，无法给姥爷送行。

经过专家会诊，妈妈患了严重的更年期抑郁症，可能会出现极端行为，需要家人严密“监视”。

父亲1957年被打成“右派”，1978年才平反，　20年的“右派”生涯对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压力，比父亲小15岁的母亲却始终陪伴着他，不离不弃。然而轻松的日子没过几天，母亲又得了病，爸爸的难过心情可以想象。

于是彪子挑起了我家的大梁。

我们想尽各种防范措施：用饭桌顶住阳台门；睡觉时我和妹妹把妈妈夹在中间，让爸爸和彪子一起住小屋；啤酒瓶瓶口朝下倒置在大门边，一有响动便听得见……大家觉得，这样已经万无一失了。

谁知那天早上，我一开房门，结结实实吓了一跳：大门口堵了一把椅子，椅子上斜靠着一个人，听见响动就像条件反射似的“腾”一下站起来，发现是我，才松下一口气。

原来，彪子为了“看门儿”，在硬邦邦、冷冰冰的椅子上坐着睡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