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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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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为宪台熟计，如入参大政，必内结金吾，外和虞山，乃可以有为。倘若奉诏回任，不如留驻京师，专以主持风会、振新士气为己任，其补益较大。

“以遵宪之愚，何敢及军国至计，顾受知最深，辱承下问，敢倾臆缕陈，伏惟裁鉴。谨叩荣行，并贺公子捷音。遵宪谨禀。咸。”

黄遵宪的这份长电，从未发表过，故录全文，以说明其在戊戌变法期间的政治主张。其中全面开放铁路、矿山、通商、传教四事，未必能真阻列强各国之进逼；而开报馆、设学堂、废时文，又是当时主张改革者的共同主张；“金吾”，步军统领，此处指荣禄，虞山，常熟城外有虞山，此处指翁同龢，前者与张之洞不通交，后者与张之洞派系相异，黄皆主张联合。至于“倘若奉诏回任，不如留驻京师”一句，似指光绪帝若命张之洞回任，张即以病求退，留在北京，主持舆论。黄于此确实开诚布公，说明其真意。然张之洞对此似无复电。是年六月初五日，张之洞保举使才，其中包括黄遵宪。黄于六月十四日复电张之洞：

“长沙黄道来电。奉谕敬悉。职道自海外奉调，始屡邀荐举，感念恩知，愧难报称。过鄂重亲训诲，冀有秉承。启行定期，容再续禀。遵宪谨禀。”

“过鄂”，指黄遵宪因徐致靖保举，光绪帝命其入京预备召见，他将经武昌再拜见张。（后将详述）从“启行定期”等语来看，张之洞曾有邀请其过鄂相谈之电，黄对此表示同意。

以上我用了极大的篇幅来说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关系，正是为了反衬此后张之洞与黄遵宪的决裂。

第54节，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三、黄遵宪对《时务报》内部分歧的态度及张之洞幕中反应

由前节的叙述可知，当康有为从南京到上海办理《强学报》时，黄遵宪已在上海与法国总领事谈判办理江南教案。康、黄虽为广东同乡，但两人的结识却由梁鼎芬介绍。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九《己亥杂诗》中有一首称：

“怜君胆小累君惊，抄蔓何曾到友生，终识绝交非恶意，为曾代押党碑名。”

该诗另有注文曰：

“八月二十五日得一纸曰：□与□绝交。然乙未九月，余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制府，欲开强学会。□力为周旋。是时，余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余名，即□所代签也。又闻□与康至交，所赠诗有南阳卧龙之语。及康罪发，乃取文悌参劾之折，汇刊布市，盖亦出于无奈也。”

此中的□，即为梁鼎芬。以“南阳卧龙”——即在野而尚未出山的诸葛亮——来比拟康有为，可见梁此时的评价之高。上海强学会名单中黄遵宪之名，亦是由梁代签。当康有为因上海《强学报》中用孔子纪年诸事遭张之洞强压时，黄遵宪曾致书梁鼎芬，欲从中调解关系。

前节已述，《时务报》之创，张之洞已回武昌，黄遵宪仍在上海，是该报最主要的创始人之一。从今存《汪康年师友书札》来看，黄遵宪对该报初期事务甚为关注，有着许多指示；黄于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北上天津后，仍是书信不断。对于《时务报》内部的汪康年、梁启超之争，黄遵宪虽在北方，仍十分关注。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初十日（1897年4月11日），黄致汪信称：

“馆中仍请聘铁乔总司一切，多言龙积之堪任此事，铁乔不来，即访求此人何如？而以公与弟辈为董事。公仍住沪，照支薪水，其任在联络馆外之友，伺察馆中之事。”

黄提出由汪的朋友吴樵或康的学生龙泽厚出任《时务报》经理，黄和汪仅任该报董事，汪的责任仅是“联络馆外之友”，实际是削汪之权。光绪二十三年七月，黄遵宪去湖南赴任途中路过上海，与汪康年、梁启超均有商谈，其削减汪《时务报》之权限一事并没有成功。前节已叙，在章太炎与康党矛盾中，汪与章一党，且为同乡；而在汪康年、梁启超的矛盾中，黄遵宪护梁责汪。黄又与康、梁同乡。此中又有浙、粤地域之见。

《时务报》第40册梁启超《知耻学会叙》一文，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97年10月10日），张之洞让其幕僚钱恂发电《时务报》馆：

“《时务报》馆汪：四十报速电京缓发。恂。咸。”

虽是短短数字，且未说明原委，然汪康年、梁启超十分谨慎，仍立即联名回电：

“奉电谕，感切。惟报早分寄，容设法改正。康、超。咸。”

即在电中表示了完全妥协的态度。然张之洞却未与梁启超细加计较，直接去交手，而是于九月十六日（10月11日）发电陈宝箴、黄遵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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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节，

“《时务报》第四十册，梁卓如所作《知耻学会叙》，内有放巢流彘一语，太悖谬，阅者人人惊骇，恐遭大祸。陵寢蹂躏四字亦不实。第一段越惟无耻云云，语意亦有妨碍。若经言官指摘，恐有不测，《时务报》从此禁绝矣望速交湘省之人，此册千万勿送”

上海的《时务报》刊文、在上海的梁启超作文，张之洞却发电湖南长沙，实际上是想用黄遵宪来约束梁启超。张当然听说了黄与梁的关系，可能也听说了湖南官绅已聘梁来长沙任时务学堂总教习。陈宝箴、黄遵宪对此立即回电。黄遵宪回电称：

“既嘱将此册停派，并一面电卓如改换，或别作刊误，设法补救，如此不动声色，亦可消弭无形卓如此种悖谬之语，若在从前，诚如宪谕，恐招大祸。前过沪时，以报论过纵，诋毁者多，已请龙积之专管编辑，力设限制，惟梁作非龙所能约束。八月初旬此间官绅具聘延卓如来学堂总教，关聘到沪，而卓如来鄂，参差相左，现复电催从速来湘，所作报文，宪当随时检阅，以仰副宪台厚意。”

“宪当随时检阅”一语，也承担其中的连带责任。十月初二日（10月27日），黄又发电：“四十号《时务报》抽撤两页，如常分派，即电报馆通行，鄂省可否照此办法？宪禀。”在此之后，康有为的学生徐勤在《时务报》上的文字，也得罪了张之洞。

光绪二十三年秋，在黄遵宪等人的操办下，梁启超离开上海，到长沙主持时务学堂。在此前后，《时务报》馆中的康有为各弟子亦陆续离开。由此可见，汪康年、梁启超之争中的第一个回合，以汪胜梁败为结局。

虽说在第一个回合的纷争中，张之洞在梁、汪两人之间稍偏于汪，但仍是很不明显的。张的这种态度，不仅是私人关系的远近，也有学术观念与政治立场间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