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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后面，司马懿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陈仓布置了郝昭，算定诸葛会来（正史上却是曹真的功劳）；二是回到朝廷，向曹睿奏道：“今蜀兵见在汉中，未尽剿灭，臣乞天下之兵并力收川，以报陛下。”这是在要军权，立刻便被曹魏嫡系的尚书孙资制止了，称只要曹魏谨守边境，让敌人“自相残害”，吴、蜀可以不战而胜。

曹睿“大悟”，马上就威胁性地问司马懿：“此论如何？”司马懿的野心被看穿，只好说：“此乃公论易安之理也。”此后，他就再没有提过类似的要求，而且一直在装孙子示弱、保持实力。

总之，罗贯中在“空城计”前后所塑造的诸葛与司马的策略对比，可以让我们感受到这二人的性格所带来的不同人生选择：一个是强出头，一个是有意示弱。诸葛亮在蜀汉内部是强势，在对曹魏时，蜀汉却是弱势；司马懿在曹魏内部是弱势，但曹魏对蜀汉却是强势。司马不愁胜仗，却要担忧自己的处境；诸葛不愁自己的地位，却缺少胜仗为国家打开局面。相比之下，司马懿的处境更难一些，所以他的应对也显得更聪明，对后人更有借鉴价值。

《演义》中的“空城计”虽然是虚构的，但在战史上，却有很多使用“空城计”战术而成功的案例。

据《左传》记载，楚国令尹子元为了立功篡位，于公元前666年发大兵去攻打郑国。楚强郑弱，郑文公在危急时刻，采纳谋士叔詹建议，将城门大开，让百姓任意出入，以为迷惑。楚军统帅子元见状，不敢贸然进入，便扎营等待时机。这时，风传郑的盟国齐、宋、鲁等的援军将马上到达。子元害怕腹背受敌，连夜撤兵。为防止追击，楚国军队撤离时，故意将军营帐幕原封不动，留在原地。待郑国探知楚军已全部撤走，方知面对的楚军营垒，原来也是空营。此战，双方空城计对空营记，都是　“无招胜有招”。

西汉时，汉朝与匈奴交兵，李广任上郡太守，抵挡匈奴南进。一天，皇帝派到上郡的宦官带人外出打猎，遇到三个匈奴兵的袭击，宦官受伤逃回。李广大怒，亲自率领一百名骑兵前去追击，杀了两名，活捉一名，正准备回营时，忽然发现有数千名匈奴骑兵也向这里开来。匈奴也发现了李广，急忙上山摆阵，观察动静。李广的部下非常恐慌。李广低声指挥说：“我们只有百余骑，离我们的大营有几十里远。如果我们逃跑，匈奴肯会追杀我们。如果我们按兵不动，敌人肯定会疑心我们有大部队行动，他们决不敢轻易进攻的。现在，我们继续前进。”到了离敌阵仅二里地光景的地方，李广下令：“全体下马休息。”李广的士兵卸下马鞍，悠闲地躺在草地上休息，看着战马在一旁吃草。

匈奴大将十分奇怪，派了一名军官出阵观察形势。李广立即命令上马，冲杀过去，一箭射死了这个军官，然后又回到原地休息。匈奴见此情形更加恐慌，料定附近定有伏兵。天黑以后，李广的人马仍无动静，匈奴却慌张引兵逃了，李广的百余骑安全返回大营。

又据《资治通鉴》记载，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三月，有农民军孙恩起兵谋反，攻打到海盐城，时有晋将刘裕扼守海盐。刘裕兵少，但他巧用计谋，夜里在城中放倒旗帜，隐藏主力，次日天明，大开城门，并叫一些老弱在城墙上候着。孙恩军见状上前，问“守将哪里去了”，老弱们说：“已经连夜逃走了。”于是，孙恩军争相入城，被刘裕奋起伏击，孙恩军大败而逃。

又如，唐朝时吐蕃强盛，一度攻陷唐的边城瓜州，守将王君焕战死。张守圭接替战死的王君焕，正在修筑城墙，敌兵又突然来袭。张守圭备战不足，情急之下，让将士们和他一道，坐在城上，饮酒奏乐，若无其事。吐蕃怀疑城中有备，不敢攻城就退兵了。

这些使用“空城计”奏效的战例，无一例外，都是在遭遇战的情急之下，无可奈何而采用的“没办法的办法”；对手也必须是对我方虚实不明，或心中有鬼，怕蚀老本，或干脆是乌合之众。只有这样，才能够用假象迷惑住对手。

而像司马懿这样特地放对手一马，以作为自己要挟军权砝码的，在战史上也多有案例，其主角也无一例外，都是野心家，比如桓温、刘裕、安禄山那样的人。

阉党究竟代表谁（1）

——《五人墓碑记》的背后是明末党争

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只要受过义务教育的当代人几乎都读过的一篇文章。那里边讲的故事，粗看起来是这样的：魏忠贤把持朝政，迫害东林党，当他的爪牙逮捕深受苏州（当时为吴县）市民爱戴的周顺昌大人时，愤怒的众多市民与魏忠贤的爪牙发生冲突，打死了一个小角色，数日后阉党来镇压，5位市民出头，替大家扛罪而死。魏忠贤倒台后，阉党失败，周顺昌昭雪。为纪念死去的5个人，苏州人把他们合葬在城外虎丘山前面山塘河大堤上，称为“五人之墓”。

这篇文章写得声情并茂，气贯长虹，言词激烈，令人读罢，不由得拍案而起，想说点什么。

想说点什么呢？坏人太坏，好人太好，新朝圣明，好人终于当道了。

张溥与复社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简单。细看当时的政治大环境和作者张溥的背景，可以发现，《五人墓碑记》中的这五位市民，确实是疾恶如仇、铁骨铮铮的硬汉，但在他们背后，其实还有隐藏角色在起着操控的作用。

他们背后的这股势力叫做“复社”，复社的背后则是东林党。

张溥是复社的领袖。在苏州这场市民暴动之中，他并不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的人，至少实质上不是这样。

复社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张溥又是怎样一个人？

这要从明末东林党的渊源说起。明朝废除丞相制度，但皇帝自己又干不动，只好让大学士（高级秘书）代其处理政务。这样，大学士日益成为事实上的丞相，但皇帝对大学士又开始不放心，于是培植太监的势力，让司礼监等机构分担一部分中枢权力，并成立了东西两厂之类特务组织作为太监势力的虎翼——

这些设置，使得明朝政治成为始终笼罩在暗箱操作阴影中的秘密政治，朋党政治的温床就此产生——哪里有暗箱，哪里就会有朋党，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发展表现出的铁律。明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理政，朝中的朋党失去控制，处于混沌争霸状态。万历二十二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黜回乡闲居，但他在东林书院中与高攀龙等人以讲学为名，品评国是，并与北京朝廷同党者互为犄角，形成了“东林党”。北宋欧阳修曾讴歌朋党政治，称“君子有君子之党，小人有小人之党”。东林党正是一个自诩“君子之党”的派系。于是，在明末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东林党的盘子越做越大（自认为是君子的人还是多），迫使朝中小派别联合起来，对抗东林党。到魏忠贤乱政时，太监的势力与他们勾结起来，联合打击东林势力，就此产生“阉党”——这个称谓是东林党人的蔑称，阉党自己对“组织”的认识是不同的。他们认为自己是“皇党”。东林党人的做法，则是以清议鼓动民意，借讲学培植队伍，借科举与幕府获取朝廷的官位。东林党人信奉的，则多为王阳###学，重于清议虚名，而轻于实用效能，虽不至于轻言误国，但误事的例子却也不胜枚举，比如针对“辽事”（在辽东与后金的战事），就有很多争吵与交涉，其实是无意义的误自家事。

张溥二十多岁时创立的复社，是东林党的外围青年组织，即所谓“小东林”。复社最开始号称文学社团，但却有自己的秘密政治金库。他们鼓动市###动，形成舆论，对朝政施加影响，与阉党对抗。

崇祯朝建立，皇帝干掉魏忠贤，并借整肃阉党之名，进行朝廷大换血。东林党人一时得势，奔走相庆，专心报复，但他们不知道，“大换血”后来成了崇祯的一种习惯，统共17年的崇祯朝，大学士换了50多个，其中大多不得善终——崇祯很快发现，东林党势力太大，根基太厚，于是培植温体仁这样的“非东林党人”和王承恩等太监来对抗东林。

这时候，张溥已经成为东南士林领袖，朱彝尊《明清综》说他“一言以为月旦”：某个士人的归类是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