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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业务范围也开始从海上转向陆地口岸，承办各种水险与火险业务。

但是，制约仁济和发展的公司治理问题未能解决，从1888年起轮船招商局由“官督商办”进入“官办”阶段，公司股金仍然为轮船招商局占用。

随着轮船招商局的整体衰落，仁济和受到很大影响。到了1920年，轮船招商局亏损达2000万两白银之巨。仁济和几经改革未见成效，遂缩小业务范围，停办火险业务。1934年10月2日，仁济和退出上海保险同业公会，迁至上海北海宁路56号，停业清理，就此落下帷幕。

尽管招商局创办的保险公司未能逃脱历史的淘汰，但是这样的抱负却在20世纪80年代激励了另外一批创业者，他们缔造的保险公司20年后居然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保险公司之一。尤其巧合的是，创办之初，他们面对着与仁济和类似的治理困境。幸运的是，通过巧妙的股权腾挪，又适逢国策变化，他们没有重蹈覆辙。

链接：1919年之前的上海华资保险公司（1805—1911）

鸦片战争后，上海开埠，外商云集，洋行林立，上海一跃成为中国商业保险的中心。

清同治四年（1865），华商首创上海义和公司保险行。光绪元年（1875）保险招商局成立。

截至1911年（宣统三年），上海先后有华商保险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创立总公司的有22家，占总数的67％；总公司在香港创立，设上海分公司的9家，占27％；总公司在新加坡和小吕宋创办，设上海分公司各1家，占6％。按资本性质，全属民营公司。按经营险别分，水火险19家，占57。6％；专营水险3家，占9。1％；专营火险6家，占18。2％；专营人寿保险4家，占12。1％；兼营水火险和人寿险的1家，占3％。其中大都因缺乏专业技术或不善经营，又受外商保险抑制等原因而先后宣告歇业。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第一华资寿险：成也政经，败也政经

现代商业保险追随海上贸易来到中国，因此最初的业务大多限于水险（海上保险）和火险（财产保险），人寿保险的规模比财产保险小得多；公司主体也以外商产险公司为主。

不过，历史曾赋予中国的民族保险业一个短暂的春天。

民国初期，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欧美列强卷入战争，无暇东顾，中国的民族工业迎来一个小高潮，带动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兴起。同时，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国民多支持民族工商业，纷纷抵制洋商。

1912年到1925年，陆续设立的华商保险公司共有39家，其中经营寿险的有19家。不过，邯郸学步的华商保险公司由于不懂保险，尤其是寿险的基本规律，经营风险巨大，先后停业的公司约占三分之二。

其中亦有例外，比如吕岳泉创办的华安合群保寿公司。吕不仅开创了民族保险的一个小高峰，同时成为华人寿险公司的第一传奇。吕岳泉极有商业天分，例如，他将自己的公司称为“保寿公司”，从名字上投合了国人避讳死亡的心理。

吕岳泉本人就是一段传奇。

吕岳泉出身于上海浦东川沙的普通船家，当时家里只有两间草房，全靠父亲给人撑船谋生。12岁时，吕岳泉被带到上海一个英国人家里当佣人。这家主人恰好是当时英国永年人寿保险公司的一位业务经理，机敏的吕岳泉由此进入保险行业，当了一名营业员。后来永年保险把业务扩展到南京，他又当上了南京分公司的经理。

这并不是一个美差。南京不如上海开放，知晓保险的人尚不多，而了解寿险的则更少。初到南京走马上任的吕岳泉，直接面对一个难题——如何打开局面。

出身草根的吕岳泉深知政经的奥秘。

他想方设法结交两江总督端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曾经游历欧美，粗有保险概念的端方，最终被说动，带头购买了吕岳泉公司的保险，南京业务由此迅速打开。同时，吕岳泉还结交了张謇、虞洽卿、朱葆三等一批当时的商界巨头。

不仅如此，在藏龙卧虎的南京，胆大心细的吕岳泉悄悄接触尚处地下的同盟会。这次政治投资，使得吕岳泉获益匪浅，民国初年的政要几乎皆成为其朋友，或者与其有间接联系。后来，吕成立寿险公司之后，包括黎元洪、张学良等民国政要先后为其题词道贺。

民国建立之初，善于把握历史机遇的吕岳泉毅然辞去在永年保险的职务，跑到上海，拜访原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恰逢徐也刚辞去南京卫戍总督职务，响应孙中山实业立国的号召，想在实业界有所作为。两人相谈甚欢，商定由徐出面，约请国内政界、商界名流，集资规银20万两，筹办寿险公司。

一时间，华安合群的股东名流荟萃。

前两江总督端方首先认股，徐绍桢本人认缴规银一万两，四川总督王人文认缴规银两万两。北洋首领冯国璋不仅自己认缴了股份，还允诺随时可以其名义开具介绍信招揽股东。工商界巨子张骞、朱葆三、桑铁栅、顾棣三等纷纷积极参与。不到半年，股本已缴足20万两规银。

20万资本的保险公司在当时保险界算是中等实力，一般洋商保险公司的资本在30万～50万，但在华商保险中名列前茅。

1912年6月1日，公司先行营业，7月1日正式开幕。公司设上海黄浦滩（今中山东一路）30号，名誉董事黎元洪，总董（董事长）徐绍桢。华安合群开张之日，孙中山、黄兴等民国开国元勋都派人前去致贺。吕岳泉深谙中国政经之道，和冯国璋、张学良、陈其美、王一亭等社会名流交谊甚深。

华安合群甚至还上书革命后上台的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

通过接近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

而吕岳泉从一个贫苦出身的佣人，一跃而成当时第一华资寿险公司的创办人，成为一颗颇受人注目的商界新星。（5）

除了非凡人脉，吕岳泉力改华资公司管理的软肋。

华安之前，曾有华兴、华通、福安几家华商保险公司，都因不明白寿险原理，加之管理不善，无一而成。吕岳泉受春秋战国借用“客卿”兴邦的启发，高薪聘用了永年保险的老搭档英国人郁赐当总司理（即总经理），第弗利斯当计算师（即精算师），负责寿险管理中的保险费率、责任准备金、退保金计算等技术问题。同时吕岳泉还特别为两个外国高层管理人员精心配置了年轻的助手，吕面授机宜，让他们边工作，边偷师。

这种请“外脑”的做法，80年后为另外一个保险草根传奇人物——平安的马明哲——所复制。

表1…3　1912—1931年华安合群保寿公司保额及保费一览表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上海地方志》。

截至1919年末，华安合群在上海一地的保户已到达三四千户，吸纳资金100余万元。随着规模的扩张，华安合群的投资也开始启动。

彼时，中国的房地产业如旭日初升，上海、汉口、广州等大城市一日繁华胜一日，华安的投资重点首先瞄准这几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