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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应有尽有。……随着烟生意而来，便是吃喝玩乐，烟、酒、娼、赌，混迹其中，平时冷冷清清，连过路狗都要咬人的乡场，一时虚假繁荣，乌烟瘴气。烟贩们这种疯狂的争利和享乐，往往伴随着另一种乐极生悲。那就是烟会期间，抢劫与暗杀不断发生。烟会期间虽然热闹，但那只不过是烟土的陈列展览，所成交的是小量零星的烟、物而已。真正的大批鸦片买卖，是在暗中进行的，烟会市场上是见不到的。”（宜昌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4）

关于烟会上鸦片买卖的具体情形，我们以内蒙古的赤峰县为例说明。民国年间，“每年大烟季即收割季节，市面上比往常热闹多了。……集市路边摆着一排排的收烟摊，收买大烟的人多是来自天津、北京、沈阳等地的老客，也有本地绅商富户派出的收购人。他们坐地摆设短腿桌子，上面旋转大烟灯、戥子、秤、盛烟奶子的盆、罐、油布等，以招徕卖烟的农民。一般种烟户，要完税，要交租，要还债，割大烟更要雇帮工，急等钱用，只要烟地一开刀（开始割浆）就随割随卖。所以，一到集日，卖大烟奶子（指生鸦片）的人很多，摩肩接踵。他们拎着罐子、缸子，也有的牵着毛驴驮着装有刚晒成的稀烟土，到处求售，也有给本地主顾、东家送货上门的。收售鸦片必须用烟灯、钎子等工具把烟奶子或烟土经烧烤后冒出烟雾，再加吸嗅捻看，以鉴别品质优劣高低，最后议价成交，过秤付款。外地老客收足了生鸦片多是就地加工，及时运走，而本地富户则加工后储藏起来，相机高价出售或转运外地。”（李心平、王洪武：《鸦片烟毒在赤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烟会期间进行着鸦片贸易，交易量很大，往往是旧官僚勒索钱财的好机会。在云南省滇西地区，抗战时期鸦片烟买卖市场集中在巍山县，过去叫蒙化，当时的县长是宋嘉静，所有从西路来的烟进入蒙化，都要按百抽一给宋嘉静。后来烟市搬到了凤庆，蒙化实则成了公开市场（参见马超群：《云南制烟贩毒内情》）。在四川荥径县，“县长唐登汉在每年烟会的前期，必须把乡镇长加委一番。因为收烟期间，乡保长的油水很大，必须向县长献上一笔大款，才可以得到加委状；如果包袱（指贿赂）小了，加委状就到钱多的地方去了。顺江乡乡长熊大章因只送了金圈12支就没有得到加委状，后来向亲朋借贷，凑足20支金圈，加委状才得到手中。其他每个乡长都不两样，不过礼物不同，方式各异。烟会期间，加委状异常宝贵；缮写委状的，封印委状的，转发委状的，登记委状的，还有听说加委了先去报喜的，衙门里上上下下，太太小姐，丫头老妈以及打杂勤厨，都是要吃喜分红的。这笔收入的款项，也就是衙门上下人等预备购买新烟准备金了。当然，乡长回乡，对于保甲长也照搬这套方法来索取现金。‘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也算是当时的常规。”（陈耀伦：《西康烟毒与荥经事变》，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从以上数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鸦片生产种植在全国许多地区已经成为一件十分重大的农业生产活动，人们对鸦片的生产十分关注，渴望着丰收。因此，当收获在即的割烟时刻，鸦片种植区都热闹异常，空前繁荣，形成了节日般的烟会。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烟会就是当地的重大节日，还是一个内容丰富、购物、娱乐兼顾的节日。

赶烟会的人包括三教九流，社会各个阶层。他们分别是具有割烟技术的刀儿匠；因刚卖了大烟，手头略微宽裕的农民，他们急于给衣不蔽体的妻子儿女买衣服、家常日用品；各种各样的商贩，从卖衣饰到各种食品、日常用品；收购鸦片的烟土商，他们从农民手中收取零星的生鸦片，再转卖给外地的大鸦片商；各类地方戏的演员、戏班子、杂技演员、马戏班子、耍把式的武术教头等，他们也趁人们手中有钱，心情高兴，来献艺赚钱；僧人、道士等神职人员，他们或前去化缘，或者发布“天气预报”，索取大烟，也是趁机分润的一伙；妓女、小偷、盗匪也来了，他们或以色相换口饭吃，或明抢暗偷，乘机捞一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烟会期间，各地地方衙门里的军政大员、大小官吏和差役人员，也伸出了手，或者派人收取鸦片，囤积居奇；或者亲自出马收购；或者趁机委任各级官员，捞取卖官之钱，或者乘机勒收捐税，中饱私囊。因此，烟会期间士、农、工、商等人都来了，全社会各阶层的人都来了，他们都要赶烟会，发鸦片财。

烟会期间的活动丰富多彩，具有浓厚的节日气氛。当然，烟会期间主要活动是收获大烟，买卖鸦片。当地人口最多的农民正在得到或已经有了钱，可以购买家庭生活必须品，甚至为子女添置新衣等。因此，日用商品如衣服、鞋帽、百货等的购买和销售也非常旺盛，买、卖量也很多。可以说，日用品的买卖，也是烟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文化娱乐活动，是烟会期间尤为带有节日气氛的活动。在西南地区、西北地区等鸦片生产地区，农民生活十分艰苦，文化娱乐活动十分贫乏、稀少，而烟会期间却是少有的例外，一些颇有名气的戏班子、演员也从城里来到了农村的烟会，利用晚上搭台唱戏，周围的村民纷纷前往围观；白天各种演艺人员，如唱戏的人、耍把式的人、耍魔术的人、玩杂技的人，来到了地头，敲起锣鼓，表现开来，在田头劳动的人，便可以就近观看，热闹一番。此外，算命、问卦、占卜的摊子也支了起来，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生活负担又非常沉重的农民，把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便“听天由命”，相信占卜算命的活动，纷纷求神问卦，预测吉凶祸福。由于赶烟会的人员复杂，一些卑劣下流之徒，便寻花问柳，而从城里来到乡下的妓女，也就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小偷、流氓的眼睛则盯住了刚卖完大烟的农民、小商贩、太太小姐的腰包，时刻准备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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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烟场：收获鸦片的特殊景观（5）

所有这一切表明，烟会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每年都要举行，已经含有民俗的成份在内，有着文化内涵。可以说，烟会是“鸦片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烟会是因交易鸦片而兴起，鸦片交易是其主要内容，而其他商品交换活动、文化娱乐活动都会附丽于鸦片买卖之中，因此必然附着鸦片生产而兴起，扩大，也必然随着烟毒的铲除而消亡。

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1）（图）

鸦片生产国产化以后，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并未停止其走私、输入中国毒品的行为，每年仍有不少鸦片、吗啡、海洛因等烟毒输入。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鸦片进口的减少，毒性更强、危害更烈的吗啡、海洛因却不断输入中国，数量逐年增加。

吗啡是19世纪初发明的“药物”，具有极强的麻醉、镇痛作用，广泛地用于医疗中。但吗啡的副作用很快被发现，是成瘾性更强的毒品。然而，中国人对吗啡这一毒品并没有清醒的认识，而是把它当成戒除鸦片瘾的灵丹妙药，用来治疗鸦片瘾患者。清朝外务部曾经就此问题上奏皇帝，奏章指出：“吗啡系鸦片所炼之精，原为西医药料。而华民每用吗啡药针刺入肌肤，以抵烟瘾。”一些医院也用吗啡作戒烟药，广泛应用。上海大英医院即以吗啡治疗烟瘾，并大肆宣传，广而告之。它于1874年3月12日在《申报》上作了这样的广告，宣传吗啡之药效，广告说：“由伦敦新到戒烟药莫啡散（即吗啡散）多箱，其药醇正而有力，故杜瘾（指鸦片瘾）之效较为速捷。”这一广告倒也名副其实，吗啡之毒性、成瘾性的确高于鸦片，用它是完全可以解除鸦片瘾的。不幸的是，戒除了鸦片瘾，却染上了吗啡瘾，其为害更强。

由于清朝同治年间吗啡才入口东南沿海地区，人们对新来的吗啡尚无正确的认识，因此很多人都用吗啡戒除鸦片瘾，各地西药房也公开出售吗啡。时间一长，一大批人戒断了鸦片瘾，染上了吗啡瘾，使吗啡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一些外国奸商在洋鸦片受排挤、利润和销量降低的情况下，别开财路，贩运吗啡，造成外国吗啡充斥中国，吗啡销售急速上升。1892年上海口岸进口吗啡15761盎司，至1901年即高达114080盎司，十年之间增加了倍，其增长速度之快是十分惊人的。随着吗啡瘾者的增多，吗啡瘾的加大，一种新的吸毒方式，即皮下注射吗啡的方式，也出现了，并逐渐蔓延开来了。同时，吗啡类的衍生品，如金丹、红丸等，也泛滥成灾了。金丹，是一种固体化的吗啡类毒品，其主要成份为吗啡，呈金黄色，在清朝末年进入中国。由于金丹售价低廉，在贫穷的中国百姓之中很有市场，销售量、危害也逐渐加大。红丸，是日本发明制造的毒品，它是用吗啡加糖精调配制成。日本帝国主义首先在东北大肆推销，使红丸遍及东北各地。后来，又以大连为制造中心，销往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使中国广大地区红丸泛滥成灾。

19世纪末，海洛因被欧洲科学家发明，其初也是作为治疗吗啡瘾的药品行世的。在清朝末年，海洛因也登陆中国了。同吗啡相似，海洛因最初也是在各地西药房公开出售的。海洛因毒性、成瘾性更强，吸食几次就可成瘾，而且很难戒除。在海洛因流行之始，人们对其危害已经觉查了。刘豁公在《上海竹枝词》中以诗歌的形式比较了海洛因、吗啡、鸦片的毒性，指出了海洛因的巨大危害，他写道：“最毒无如海洛因，吗啡虽烈逊三分。高居鸦片红丸上，北地人多白面称。”

中国的近代确实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中国人在饱尝鸦片之苦以后，以饮鸠止渴的方法排斥了洋鸦片，但是前门驱狼，后门入虎，吗啡、海洛因于是先后输入中国，危害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在鸦片、吗啡、海洛因的围攻下，陷入了苦难的深渊之中。

吗啡、海洛因输入中国后，惟财是图的不法奸商、军阀政客便开始试制、生产这一新式毒品。由于吗啡、海洛因在名义上是严厉禁止生产和销售的，因此这两类毒品的生产情况、产量缺少文献记录，现只能据有关资料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毒品生产情形缕述如下：

四川宜宾是一个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在1920年以前，即有人设厂制造吗啡。据宜宾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一文记载：“云南迤东烟，贵州的毕节烟和川烟，因烟质低劣，外销获利远不如吗啡之大，于是有人在宜宾设厂，将这类烟土制成吗啡，获利倍蓰。先有，由匪而官的（国民党）二十四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覃筱楼，在宜宾南街‘天生花行’内设厂制造。继后，刘文彩从1920年至1931年，派人在走马街‘聚星祥’的后院及原‘中西医院’内设厂制造大量的吗啡，运销上海，获得大利。于是加工制造，越搞越多，每天竟搞到10担以上的烟土（作原料）。所产吗啡，全交在上海的鸭池人刘玉山在上海代销，所获本利，嘱其代购军火武器。……于是刘玉山成了富翁闻人，而有‘上海吗啡大王’之称。”（宜宾市政协文史办：《宜宾烟祸纪要》，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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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啡、海洛因的输入与国产（2）

唐继尧统治云南时，日本浪人劝其“可用云土制造吗啡、高根、海洛因等烈性毒品，运到长江一带售卖，可获厚利”，遂于1923年春派“禁烟公所”总办李鸿纶前往汉口（此时，日本浪人已在汉口秘密制毒）接洽，双方签订了密约：“（1）制造方面，请日本人当技师，薪给从优，器械也由技师代为购办；（2）云南派曾在日本学习制造药物的人担任行政和技术补助事务；（3）所需烟土由技师化验后指定，收买供给；（4）制造机关设在昆明秘密地方，表面要有掩护，对外名为化学工厂，技师不和外界一切人交往；（5）制成后由日本人在汉口代为销售，但运输由滇自理。”签订条约后，“禁烟公所”专门成立了泰丰隆烟号，收购日本技师指定的产自开化、邱北和麻栗坝的烟土，共约二万余两，日本技师二人拿着器械、药物至昆明，在昆明南门外富滇银行货仓秘密制造。“造了三年多，制成精吗啡、粗吗啡三千多两，海洛因一千多两”（宋光涛：《鸦片流毒云南概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但是，这个秘密制毒厂技术差，质量不好，随后即停止制造了。

抗战时期，云南流行“梭梭烟”和“曹达”两种毒品，是从四川输入的。梭梭烟和曹达是从烟枪内取出膏液，和以无水醋酸等化学药品制成。既便于携带，止瘾的效力也快，制造和售卖的较多。

福建晋江地处东南沿海，很早就有种植罂粟的了。1926年晋江县张林村村民张子银从台湾医生处学会了制造吗啡的技术，开始制造吗啡，并向村民传授技术，使该村成了有名的“吗啡之乡”。在30年代，该村从汕头等地收购鸦片，炼制成鸦片、吗啡后，销往同安、厦门、蒲田、仙游、福清、宁波、温州、上海等地。“据不完全统计，1948至1949年，张林村有大小制毒公司40家，制贩毒品者543人，占总户数的80％，占总人数33％，仅为贩毒专用的自行车达180辆。该村最大的吗啡公司是‘三大公司’，出产26种商标的毒品，资本及产量均占该村50％以上。”（许良晓：《晋江烟毒记》，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1928至1932年，军阀刘湘统治四川，“鉴于对待吗啡等毒物的制造和贩运活动，既不能像鸦片烟那样寓禁于征，就课以重税，准其售吸；但不愿任其泛滥，影响财政收入”。因此，下令禁毒。但他的部队仍大肆制毒、贩毒。“如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文彬、旅长穆瀛洲以及地方恶霸团伐申文英、李盈庭等，都在重庆设制毒工厂；在万县受王陵基招安的河南巨匪崔二旦、王泰，是二十一军第一、第二路警卫司令，他们兵营内，设有吗啡作坊，以武装保护，公然批发零售。刘湘明知，也无可奈何。”（陈锦帆：《川江烟毒走私见闻》，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同时，驻防四川的国民党第二十军第七师师长兼川边防军总司令范绍增与当时的大毒贩叶清和合作，在四川开设海洛因制毒工厂。这个工厂设在重庆，范、叶各投资50万元，范的投资以鸦片原料充抵，叶的50万元购买制造海洛因的化学药品和机器，先后聘请一名中国药剂师和日本技师负责技术和生产，制造出不少海洛因，但质量较差，销路欠佳。两年后，军阀范绍增兵败失势，这个制毒厂失去了靠山，也关门了。但叶清和不久又勾结上了成都权要人物，将机器设备、化学药品、原料迁往成都，在成都苦竹林江设厂制毒。（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1930年左右，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官处长温建刚同不法奸商潮州土行会计华清泉、潮州人郑芹初勾结，在上海南市设立制造吗啡的工厂。他们“重金聘用技术人员，购置最新技术设备，炼出上等白吗啡。产品销路很畅，很快获得暴利”。后来被陈果夫查处，在南昌处决了温建刚，这个制毒厂也被查封了。（佚文：《鸦片大贩子叶清和》，载《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大鸦片贩子叶清和在四川制毒厂先后失败后，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