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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当时做这个决策也不是没有过犹豫，因为毕竟工作17年了，能不能考上是个未知数，就说外语吧，放了17年没动。最后，艾丰一咬牙对妻子和朋友说：“试试吧，考不上，丢点脸也丢不到哪儿去。”

当时报考要由工作单位开证明信，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领导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去报考。台长赵正晶先后和他谈了三次，累计时间8个小时，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电台要重用你，不要走。艾丰说：“我只是试一试，多半考不上。”赵正晶说：“你肯定考得上。”最后还是请编辑部主任田月华说情，田月华对赵正晶说：“现在提倡向科学进军，这是国家的政策，你不能阻拦人家。”这样才算勉强同意了。

政治考题是胡乔木出的，非常难，如果按60分及格算，70％的人都不及格。答案出来以后，有人评价说胡老自己在考场答都可能不及格，因为他不是花三个小时想的这个答案，可能是一天，甚至比这还长。艾丰虽然在电台当过理论时事组组长，政治科目也应该是他的长项，但考完后心里也不踏实。当人家告诉他仅考了75分时，他禁不住心里就咯噔一下，砸了！后来人家告诉了他内情，他才将心放到了肚中，因为他这75分可以换算成90分呀！

那年考试科目除政治外，还有外语、新闻业务、新闻理论基础，另外包括一篇作文《我热爱党的新闻事业》。艾丰没想到自己的作文考了90分，外语呢，竟也考了85分，所以一下子考中。当时新华社为此发了一个消息，说“文革”后首次研究生考试发现了人才，艾丰就是例子，《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第二天都刊发了这一消息。这样，艾丰还没进到新闻系就已经令人瞩目了。

三年研究生的学习，艾丰是拼过来的。每天听课和自学，没有在夜里12点以前睡过觉。研究生三年做了什么事情呢？一、所有的功课以优或者良通过。二、通过了两门外语——俄语和英语（大学学的是俄语）。三、在各种报刊上发了10万字的文章。四、翻译和出版了一本美国新闻采访学著作《新闻报道与写作》。五、写了33万字的《新闻采访方法论》专著。

“那几年，我精力也好，正好被‘文化大革命’压抑的能量也可以说爆发出来了。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生活费一个月就20块钱，晚上喝一碗粥，买两个火烧，吃一个，留一个，拿回来做夜宵，然后读书、写作到12点或者凌晨1点，天天如此。”

1981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艾丰如愿以偿地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开始的三年在部里做编辑，多数时间值白班连晚班。但他总是不忘采访，这期间，他抽空采写了《水，让我们重新认识你》、《现代化的觉悟》、《重视城市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等一批有影响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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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考研（2）

1983年后，艾丰终于正式转为机动记者组记者。当时的机动记者组只有十几个人，都是老资格的大牌记者。艾丰很高兴能够与这些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初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一道工作。在陈勇进、林里、顾雷、金凤、柏生、马鹤青、许仲英这些大树下面，他觉得自己是一棵小草。他虚心向这些老同志学习，自己也发奋工作，努力创新。他在记者生涯上阔步前进，1985年他成为《人民日报》第一批也是由国务院职称办批的全国第一批高级记者，一步到了教授级的最高级新闻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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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1）

艾丰的第三次人生重大选择，是下决心研究经济问题。在此方面的建树，不仅使他获得了著名记者的头衔，还获得了著名经济学家的称号，极大地延伸了他的工作和成就。

1986年底，人民日报社组建经济部，艾丰成为经济部主任。

如果说40岁考上研究生是一个成功的自主选择的话，再以后，对已经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在新闻界声誉日隆的艾丰来说，最重大的选择就是拓宽研究领域，从新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

艾丰说：“当了《人民日报》经济部主任以后，把主要研究方向转向经济，有两个原因。一方面，经济宣传工作性质本身‘逼’着我下决心研究好经济，自己对经济一点都不懂的话，怎么能组织好新闻报道呢？新闻工作就好像庖丁解牛，解得好，必须掌握两个方面的规律：一个是刀子的规律，这就是新闻手段；一个是牛的规律，这就是被报道对象的规律。新闻工作做长了，刀子是熟悉的，而报道对象却是不断变化的，必须花更多的精力熟悉他们。另一方面，有一件事深深地刺激了我：一些报社老同志退下来以后，不止一次找到我要求返聘，继续做记者工作。他们身体还很好，总要找些事情干，但做别的事又困难，还是当编辑、记者比较适合。我想，自己总有一天也会活到这个年纪，到那个时候，找哪个主任来返聘我？返聘又能有几年？所以，一定要学一点‘离开版面能活’的本事。经济学知识就是这种本事。”

艾丰心里藏不住话，有了这种想法就表露出来。一次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新闻培训班讲课，艾丰就在开场白中说：“我现在到各地都受到欢迎，欢迎‘《人民日报》记者艾丰’。其实我明白，这8个字中，人们欢迎的主要是前面6个字‘《人民日报》记者’。欢迎前面这6个字，实质是欢迎《人民日报》的版面。如果没有前面6个字，只剩下后面两个字‘艾丰’，那才是欢迎我。”

艾丰的《新闻采访方法论》、《新闻写作方法论》等著作一直在业界奉为经典，培训班的学员们早就通过这些书和其他渠道对他的业绩耳熟能详了，因此异口同声地说：“你没有前面6个字，我们也欢迎你！”

“我知道，你们的话里有礼貌的成分。将来我真正再来了，你们可能也会对我表示欢迎，但那是礼貌性的，因为我对你们再没什么贡献了，所以我现在就要解决离开版面也能活的问题。我发现新闻界有一个悲哀，老记者到非常老的时候，特别是到退下来的时候，往往做其他工作很难，好像转转悠悠最后还得写稿，不好做别的事。不像老大夫，老了很值钱，记者老了不太值钱，和小青年一块儿去争版面很尴尬。老大夫不同，白胡子往那儿一坐，大家排队找他看，因为他有经验，而老记者就不是。能不能想一种办法避免这种情况……”

稍作停顿后，艾丰接着说：“这种情况根本的要害在哪里？要害在于记者离开版面不能活，不管你是多大的记者，闻名世界的记者也在内，离开版面不能活，你多好的东西都要体现在版面上。大夫没关系，大夫看病用不着什么版面，告诉你怎么抓药方就得了。我将来也会老的，现在我当个头儿，可以指挥版面，将来老了，没权指挥版面了，怎么活？所以，现在就该学一点儿离开版面能够活的本事。我发现经济可能是，你懂得经济，懂得企业，你不给人写稿，可以给企业进行诊断，给企业出战略……”

于是，在知天命之年，艾丰在新闻“把关人”的岗位上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研究经济和经济报道上，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关乎国家宏观决策的建议，并且把研究成果付诸实践，策划并组织实施了包括“中国质量万里行”、“名牌战略”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大型活动。

艾丰之所以能在“年事已高”时重做学生，并且迅速取得重大成绩，其高人一筹之处在于善于学习。他说过：“回想我的前半生，如果说长处的话，就是从小就喜欢学习，除了向书本以外，主要是向社会学习，向他人学习。我不看别人有什么缺点，也不要求别人有多高的水平，更不要求别人都正确，我总是能够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并能学到东西。这应该是我的一大长处。”

“把著名经济学家放在前面”（2）

在“万里行”和“名牌战略”搞得非常红火的时候，有一次，艾丰把手下的十几个人叫到一起聊天，他说：“我现在提一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你们都很尊敬地叫我艾老师，现在请你们说说跟艾老师学了什么，不用说多，说一点就可以，大小不拘。”

也许是由于客气或者是其他什么原因，大家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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