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读书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5部分（第2页）

第一知己（2）

那时吴夫人李氏已死，张佩兰变成了唯一的吴二奶奶了。一天张偷吸大烟被吴撞见，不禁跳起来说，“这还了得！家中人首先犯禁，教我如何约束部下？”张从来少见吴的疾言厉色，这次例外的盛怒使她慌了手脚，吞吞吐吐地说，“我害病，偶然抽几口当药吃。”吴指着张的鼻子骂道，“生病？我有医院。这捞什子要能治病的话，那么不用开医院，都开烟馆好了。”他们两口子在内房闹得天翻地覆，张的母亲从后房爬了起来向吴说，“好了，你现在做了大官儿，把咱们娘儿俩都逼死了吧！”吴倏地把烟枪掷出去，老太太吓得抱头鼠窜而去。

有人把内房的事报告郭，郭到任何处是不用通报的，他赶忙地跑来说，“老弟，我刚来找你时不是有条件在先，答应我不戒烟吗？”吴诺诺连声。郭说，“现在把我抽烟的家伙都摔掉了，这不是成心和我开玩笑！”吴呆了一呆说，“老哥的家伙？怎么不早说！快快拿去。可是下次别再借给你的弟妇。”事实上哪里是郭的烟具，不过借此打打圆场而已，也许吴亦借此下台，不然的话，难道真和张夫人闹离婚不成？

郭在吴处言听计从，惜年老善病，有黄昏夕阳之感。他虽做到洛帅的上客，毕竟还是幕僚，从段芝贵手下做起直做到老把弟由戈什哈变成了威震八方的上将，始终不脱幕僚的地位。他动了“衣锦还乡”之思，偶然向吴提及，吴说，“这事好办。”隔了几天，北京政府发表郭为山东盐运使。郭撅着嘴向吴说，“你倒好，自己高高在上，你看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吴连连说，“是我一时糊涂，让我保柴钦唐做盐运使，替老哥另保省长位置。”

郭吁了一口气说，“老弟，听我说。我不做省长则已，一做非山东本省不成。让我在家乡露露脸，死亦无憾。”吴不禁倒抽一口冷气说，“别省好办，山东就难如登天了：山东省长熊炳琦是曹老帅的参谋长，难道他的参谋长不配做省长，得改用我的秘书长去做！”（熊任鲁长是十一年十月间事）郭冷冷说，“我不过偶然说说，听不听由你。”

吴因此大费周折，经六个月之久，北政府允调熊另任要职，鲁长人选由吴保荐。吴自觉可告无罪于鲍叔了。不料郭福命太薄，幕僚终是幕僚，求于身后题曰“前山东省长郭公之墓”竟不可得，当吴欣然报命之际，正郭感疾阽危之时，病势一天天沉重，虽以巡帅之威，不能改造穷幕僚的苦命，他毕竟伸腿死了。吴临棺大痛，亲撰挽章曰，“公而无私，国而忘家，弃下老母孤儿，有我完全负责任。义则为师，情则为友，嗣后军谋邦政，无君谁与共商量。”

。。

天津会议

直皖战后吴的地位在奉张看起来依然“区区师长”，而国人崇拜之者愈多，推为北方唯一的伟大人物，其享名之久及得民之专非其先辈项城、合肥所及。但吴与战前判若两人：战前指陈国事，尽口诛笔伐之能事，战后不建一言，不划一策，埋首洛阳，像一个“与世无争”的隐者。

十年（1921）四月中旬，北廷因蒙事吃紧，电召曹、张入京。曹、张先往天津举行所谓“巨头会议”，张下榻恒记德军衣庄，曹居曹家花园。所谓“巨头”是曹、张和靳云鹏，后又加入王占元为“四头”，而区区师长乃“不巨之头”，自无列席发言之资格。论者谓：“奉张打不破阶级观念，然那次堂堂三位巡帅的出身：一个胡子，一个布贩，一个马弁，不见比秀才出身的吴高贵许多。”

其时中山先生已当选为非常总统，湘省则宣布自治，北廷仍粉饰“统一”，筹办选举甚力。天津会议主题为援蒙问题，而彼此谦逊不遑，对地盘之争及阁员之分配则又“当仁不让”：奉张保荐其亲家张勋为长江巡阅使，又欲收察、热、绥三特区为己有，进而攫取京畿军警大权。因分赃问题一会儿抓破了脸，几不欢而散，一会儿“各取所需”，又呼兄唤弟亲热异常，与市井小儿之乍啼乍笑者竟无区别。

曹反对张勋再执长江之牛耳，想来想去，给他个“林垦督办”的位置，张勋则薄此而不为。后有改任为“征蒙总司令”、“察热绥三特区巡阅使”、“平南总司令”种种拟议，因而“复辟”之谣大盛。安福系复从中构煽，奉张亦思利用皖系残余势力对抗直系，因而直奉决裂之谣亦大盛。

奉张借征蒙问题领得军饷二百万及开拔费百万，曹仅索回直军欠饷五十万，曹锐看了不服气，责靳偏向亲家（靳与奉张为亲家），不能公平待遇。靳说，“四爷，你不知道当家人的苦处。”曹锐大怒，倏地飞起茶碗来向靳掷去，口中喃喃然骂道，“你不配当家就得滚蛋！”靳也跳起来大骂，“我不当让你来当，谁当总理谁是王八蛋！”奉张连连顿足说，“糟了糟了，快快备车让我回家。”

“群英会”一剧变成了“探亲相骂”（曹张亦为亲家），亲戚虽亲，不如权利亲。幸有王占元左面一拱，右面一揖，他到天津来只做了一个冷角（不能加入雀局），不料他不善捕雀而善解围，还算不虚此行。

此后他们的日常起居主要是打牌和看戏。牌打完了，戏看完了，过度疲劳的身体往床上一躺，非到天黑不起床，起床后仍然不外乎打牌和看戏。偶然兴之所至，讨论到地盘问题和用人问题，而这些就是他们心目中之军国大事了。靳陪着打牌，每次有输无赢——不是他手气不好，是官场秘诀之一：官场中陪上司打牌以输钱为不二法门，你输得越多，上司越欢喜你而造成了“红员”资格。靳是国务总理，其地位应居巡阅使之上，但巡阅使是当年的“太上政府”，所以事实上是靳的上司。靳输了不必掏出自己的腰包来，反正这笔糊涂账都写在交际费项下。

到五月上旬，曹张等才入京觐见“总统”。他们有一套“此处无银三百两”的做作：声称除觐见外不谈政治，而局外人所闻，他们一言不合即以“备车”为要挟，慌得北廷忙于挽驾，忙于疏通，结果直系所得者为陕西地盘（阎相文督陕），奉系所得者为三特区地盘（奉张兼任蒙疆经略使，察、热、绥三特区概归节制），心满意足之后，在春藕斋赏牡丹或往居仁堂赴宴，以示封疆大吏与“政府”之和衷共济。

有两事值得一写：其时河南兵变，奉张为豫督赵倜缓颊，这是后来赵与奉系通款的一道伏线（吴驻洛阳，赵感芒刺在背之苦，亦为吴赵不睦之另一原因）。鄂王与陕陈（树藩）订有攻守同盟条约，陕陈被迫去职，王有“兔死狐悲”之感，这又是王与直系乖离的一个动机。

总之，天津会议以奉张为主角，而曹为配角，王则仅处于“扫边老生”之地位而已。那时远处洛阳的吴一再促曹返任，有“久滞都门，无裨国事，群居终日，转多纷扰”之语。

三次入湘友乎敌乎（1）

天津巨头会议后，王占元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莅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鹄立于大雨滂沱中一个个胸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王跑回湖北来劈头便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

假使王安于腐化生活，让他的部队扰民有余而临敌不足，他的纸老虎不会戳穿，也许还可以多做几年“巡帅”（王兼任所谓两湖巡阅使），不料他觉悟得太快，转变得太快，迫不及待地下令裁汰老弱、添练新兵和整饬军纪，第一次就来一个“宜昌兵变”，接着又闹“武昌兵变”，兵变变成了湖北省的传染病。

鄂人深受兵变之祸，且受湘省自治之影响，乃发起?